新見周作人江南水師學堂期間的文獻考釋 ——兼論就學江南水師學堂對“新青年”周作人的影響
周作人的佚文,雖經(jīng)陳子善、張鐵榮、鄢琨諸前輩大力搜求,已編成煌煌數(shù)巨冊。但因周氏經(jīng)常變換筆名,有意隱匿著者信息,故其佚文的考求難度甚大,散佚失收的仍有不少。周作人失收的佚文為何如此之多,他晚年在談到未成集的《真談虎集》時說:“但是因為我是主張中庸的,有的對于個人或是攻擊特別粗暴的就一律不曾收入……”[①]這或許僅是原因之一。在我看來,周氏失收的佚文,大致有三種情形:一是礙于各種人事糾紛,不能暴露真實身份的;二是不合他所謂“中庸”思想的;三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他雖曾一度獲得發(fā)表著譯的權利,但不能以此前為人熟知的署名發(fā)表作品。
筆者通過閱讀周作人早年日記,發(fā)現(xiàn)了他在江南水師學堂期間涉及胡韻仙退學事件的幾篇佚文線索。1903年5、6月間,江南水師學堂因胡韻仙作文而引起的風波(下稱“胡韻仙事件”),雖不比此前南洋公學和東京留日學生退學事件影響巨大,但經(jīng)周作人之手揭諸報端,它引發(fā)的學堂與媒體之間、學堂內(nèi)部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各種猜疑和斗爭,為我們觀察清末新舊思想的交戰(zhàn)及“新知識群”[②]的成長,尤其是對了解周氏早期的思想、個性、文體,提供了一份難得的史料。
現(xiàn)將這些佚文及相關文獻,按照時間順序照錄如下,并對其中涉及的人、事,作力所能及的考辨,以期能對研究周作人早期的思想、生活有所補益。同時,也希望學界同仁能夠對拙文的不足與謬誤,提出補正意見。
一、周作人在水師學堂期間的佚文及相關文獻
周作人1903年4月28日日記寫道:
晨起,方束裝擬往城南,忽江尚祜君匆遽來白,云韻仙因昨作《穎考叔茅焦論》,痛罵那拉,駕駛學生監(jiān)責之,事大決裂。予亟馳往,韻仙已退去,收拾衣裝,有退學之勢。予在彼處坐至午回。下午因游有稟制臺之言,予等四人至誦堂商量方略,約二下鐘共出門,往盧龍山僻處一游,日暮始返。燈下作函三通,其一報告《蘇報》總撰述,又二函系罵紹興山陰縣學堂總理錢繩武無禮及勸達材學堂代表周德鈞拒錢之要求,至三鼓始了,已倦極,就枕即成睡矣。韻仙事有了結之勢。[③]
第二天日記又寫道:“上午作論二首??础妒澜缡堋芬粌浴N珥嵪裳勗S久。下午看《權利競爭論》,又同李昭文出館往韻仙處?!卑怼巴H澄往草地,談少頃回??础睹窦s論》。夜十下鐘睡。寄上海、紹興三信?!?/p>
這兩日日記,除提供了周氏佚文的重要信息外,其他如周作人與胡韻仙的特殊關系、閱讀的書報(如《民約論》)、周作人給其他學堂信函等,都為理解、判斷《蘇報》所刊周作人佚文及相關文獻,透露了非常重要的參考信息。
周氏4月28日(舊歷,下同)所作“三函”,其一明確是寫給《蘇報》的,而且于29日寄往上海。那么,《蘇報》是否發(fā)表了這封信函呢?
查4月29日以后的《蘇報》,果然在5月2日的《蘇報》“學界風潮”欄中,有一篇題為《函述江寧水師學堂之腐敗》的報道,全文如下:
讀貴報“學界風潮”一門,未及一月,退學已有數(shù)起。我國民尚有獨立不羈之氣質,不勝忻躍。然學生之抵抗力,雖驟增至如此之高,而野蠻頑固之壓制猶不少減,聞之深可痛恨。間從友人來札或得之目擊,得悉江南水師學堂腐敗之情形,筆之于此(此不過十分之一,其余無暇不及記矣),敢望登之貴報,以為海內(nèi)志士告。
水師學堂者,南清唯一之大學而最好之奴隸制造廠也。光緒十三年始發(fā)起于曾國荃,總其事者為桂嵩慶。桂貫以壓制手段待學生,如辦保甲局,然一時頗稱得手。其后諸人接手,皆師其故智,無所增減。至辛丑方碩輔來蒞事始,少少變易。方素講道學而又最愛錢,委其事于諸委員,自不顧問,惟持籌握算,從事于經(jīng)濟,錙銖必較,纖屑無遺,攫數(shù)萬金而去。其時,委員如學生監(jiān)某某諸人,皆八股名家,老朽之最著名者。方與以全權,故堂事敗壞達于極點。次年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方百計經(jīng)營,得調美缺,而舉黎道錦彝以自代。黎年尚少,似有振興之象,經(jīng)張督派赴日本調查海軍章程,三月始返,外貌頗欲改良,而回國已久,毫無舉動,想將付之空言矣。然即使黎果能整頓,恐亦無效,何也?堂務之壞在內(nèi)里而不在表面,教員學生實為最有關系,章程尚為其次。黎接事后,雖盡斥老朽而代以他人,但任非其人,驅狼進虎,其害更大。機關科學生監(jiān)湘人某忠厚長者,不□僨事而深畏老班,姑息太過未免養(yǎng)成老學生驕縱之習氣。至于航海科學生監(jiān)蜀人游某某(即所謂駕駛監(jiān)督游老虎者也),狂妄無禮,深可痛惡。其初來,頗得人心,推戴之者頗眾。二三月以后,乃漸出其專制手段,以魚肉學生。其視學生,曾奴隸犬馬之不若,鞭斥辱罵,無所不至。又擅權妄作,即分不應為之事,亦肆其干涉,骎骎有專主全校之勢。其勢力之大,手段之辣,實有令人駭絕者。黎少不更事,一任其為之,遂致大權旁落。游來校只三四月,作威作福已如此之甚,將來不言可知,恐腐敗之情狀必有十倍于方之時者。此時校中學生,雖尚俯首帖耳,聽其呼叱,然全校退學之期,亦不遠矣。時至今日,學界風潮日就急劇,各處學校皆有運動,水師學堂豈可任其冷落!故鞭策之,馳驟之,殆欲激發(fā)其獨立之心,使演出至奇之劇,以為學界生色。鼓已擂矣,燭已明矣,諸公靜坐,以待觀劇可矣。
鄙人素愛國民,于學生尤為加敬。今日吾中國只此少數(shù)之學堂,舉國所希望者,亦只此一舉。況水師學堂之游某,與予尤無關涉,何忍暴吾國民之過惡以為快!然聞之,良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目擊學界之壞而不一言,吾尤不忍,故敢不辭詞費,一表白其病狀,非逞意見之私,實愿有其責者知而改良之;一變其奴隸教育為國民教育,養(yǎng)成國民之資格,以再造吾新中國。此則鄙人之微意也。
崇明鄒質夫由金陵來稿[④]
緊接著5月3日《蘇報》“學界風潮”,又刊一篇《再述江南水師學堂之腐敗》:
作函甫竟,今日忽起極大之風潮,深可痛恨痛哭,敬敢續(xù)告。
水師學堂駕駛監(jiān)督游澤寰,平日壓制學生,已非一次。四月二十七日,該堂漢文功課,教習出《潁考叔茅焦論》題,中有胡君俠畊者,有志之士,感慨時勢,作上下論兩首,中有觸時諱者,下篇乃深切著明,并不少為掩飾。經(jīng)游見之,即大發(fā)咆哮。次日禮拜,胡君往告假,游肆其辱罵,野蠻無禮之言,筆不勝記,并斥胡君為康黨,又謂:“你曉得戊戌這年,這許多人殺頭為什么事情!”明明以殺頭,恫嚇胡君,胡君遂與之決裂。游怒不能平,而理本屈,無詞以對。遂老羞成怒,聲言將送縣究辦。胡君以彼無禮已極,決意退學。此事若在別處學堂,必動公憤,而水師學堂之學生,皆無生氣,當胡君與游爭時,無一人助之者,反拍手稱快,歡然若雷。嗚呼,尚忍言哉?
胡君具獨立之性質,與野蠻之學生不睦,中有游之鄉(xiāng)人張兆宣者,尤為反對。張日短(疑為“逗”——引者注)之于游前,讒言浸潤已非一日,故遂釀成今日之事。張者無賴之尤,下流之下流,欺凌同儕,擅權妄作,實為學堂之大蟊賊。黎君若不將此輩(約有六七十人)斥退,將來一敗涂地,有斷然者。蓋游雖非人,而實張兆宣為之禍首。此事系某得之目擊,憤不能平,敢望錄入貴報,俾海內(nèi)人士,見之使知江南水師學堂內(nèi),尚有此狗彘不食之人類,辦學堂者不可不知也。
崇明鄒質夫由金陵續(xù)稿[⑤]
這兩篇報道,從寫作、發(fā)表的時間以及涉及的人事和前述日記的內(nèi)容來推斷,無疑當屬周作人的文字。落款之所以署“崇明鄒質夫由金陵來(續(xù))稿”者,是周作人恐怕暴露身份,牽累自身。所以,為了掩人耳目,特標明作者籍貫為“崇明”,但因函寄郵件上有郵戳作證,故又不得不署“金陵來稿”。
周作人為何對同學遭受處分,反應如此積極呢?首先,周作人對水師學堂的管理、風氣不滿,由來已久;其次,胡韻仙是周氏在水師學堂的摯友;再次,最關鍵的是,函中述及“游有稟制臺之言”,即監(jiān)督游澤寰威脅要將胡韻仙告到兩江總督那里,這對于隸屬軍籍的水師學生而言,意味著比較嚴重的后果,于是才有周氏約同學四人秘密商量“方略”的舉動。商量的結果,在周氏這里,便是向《蘇報》揭發(fā)學堂的專制、腐敗,借報刊輿論向學堂施加壓力,以使胡韻仙免受處分。而周氏的揭發(fā)與宣傳,果然得到了社會的關注與呼應。
5月5日,《蘇報》刊登署名“海上病猿”的《記江南水師學堂胡君俠耕事》一文,引述胡韻仙為加入拒俄義勇隊給在上?!瓣憥熗藢W生某君”的信,盛贊他“為國捐軀”“憂傷國事”的愛國情懷與革命精神。[⑥]
此文作者“海上病猿”究竟為誰,從他對胡韻仙等為加入義勇隊這一事件如此熟悉的程度判斷,此前不久從陸師學堂退學到上海,加入愛國學社的黃宗邠可能性最大。其中線索,可見周作人日記。周氏1903年4月13日日記關于加入拒俄義勇隊一事有如下記載:
飯后步草地,徜徉良久,始仝胡、李、江三人至洋文講堂天井聚談,因決議義勇隊事,酌商許久,定議先由李君致信翁浩然(曾固)、王[⑦]宗邠(某)、周召期(筠軒)[⑧]諸志士為紹介。又談閑話至八下鐘始散。予又至韻仙處,看伊寫致諸人信。回后又作致大哥函并代李君致翁君函。
15日又記道:“下午在館,作致浙江退學諸君函一紙,勸組織軍隊與東京、上海相應?!薄俺鲳^后得韻仙云,已函致吳稚暉。并約洋文堂聚話。”
周作人于1936年對他們當年參加義勇隊一事,有這樣一段解釋:
這時候正是上海鬧《俄事警聞》的時候,組織義勇軍的運動很是熱烈,這幾個學生住了兩年學校,開始感到沉悶,對于功課與學風都不滿足,同時又受了革命思想的傳染,所以想要活動起來。他們看去,這義勇隊就是排滿的別動隊,決心想投進去,結果找著了吳老頭子請他收容,……不過這件事的結局我還是記得的,過了多少天之后接得吳公的一封回信,大意說諸位的意思甚好,俟組織就緒時,當再奉聞云云,后來義勇軍未曾成立,這問題自然也了結了。[⑨]
由此可知,李昭文、胡韻仙之前給黃宗邠、吳稚暉等滬上志士寫信請求加入義勇隊,而后又在學校釀成風潮,因而黃宗邠等上海的革命志士是在此前已經(jīng)了解胡韻仙其人,所以對其在這次事件中的遭遇深表同情而及時給予聲援。
5月6日,《蘇報》又刊登如下這封經(jīng)過刪節(jié)的《江寧水師學堂某君致鄒君質夫函》:
(上略)所云令弟來校一事,據(jù)愚見似可不必,此間近狀,已非人境,弟等居此,不啻黑暗地獄,平素雅不欲過為指摘。今有不得不為兄告者,堂中偏重漢文,已成積習。頭班學生與二三班有奴主之別,頭班享有特別之權利,有絕大之勢力,新班則供其踐踏欺凌,其情形非人所能堪。且學生中流品不一,雖有志之士不乏其人,而無賴及老大,居十分之九。當時有“棲流所”、“養(yǎng)老堂”之名,其中如高某,尤為無賴之尤。不知何處出身,僥幸入校,儼然自大,恃頭班之勢以欺人。其余則流氓棍徒有之;竊賊有之;身家不清白者有之;與優(yōu)伶為友、至廢寢食者有之;吸鴉片煙者有之;酗酒淫賭者有之;脅肩誚笑,奴顏婢膝、望委員之一顰一笑以為榮、以魚肉同儕者有之;下之至賤至辱之□類,不足齒數(shù)者亦有之。弟不忍言,亦不屑言。此輩叫囂于庭,叱咤于室,如入博物院中,無奇不有。弟等獨立無援,受其冷嘲熱罵,已非一次,徒以家貧親老,不得不暫為託足之計??芘`學堂,何足留戀?兄平日既深知其弊,何忍納愛弟于黑暗之獄乎?以弟之見,不如愛國學社為佳,其他上海各學校雖遜,然總萬倍于此。弟近已有去志,后當再圖機會耳。吾輩身無媚骨,斷不能同流合污,共徵逐于酒食之場,以博若輩之歡心,而又傲然獨立,勢必至為集矢之的。近日新總辦蒞堂,若輩少少斂跡,不敢公然歌唱叫嚎。然斬草不除根,后必復發(fā)。故弟此刻擬坐觀動靜,如總辦外加頓作而不盡去學生,弟當決意告退矣(下略)。
信后原注,信中所舉學生之流品,皆實有其人,以礙于學堂之名譽,不便臚舉以實之,兄想必會意,不多疑矣。[⑩]
既然“鄒質夫”就是身在水師學堂的周作人,就不難猜測這位水師學堂的“某君”,要么就是水師學堂“四人小組”[11]中的其余三人(李昭文在學堂的作文和重要信函,往往由周作人代寫,故可排除),要么就是周作人本人。但據(jù)我的推斷,這位“某君”是周作人本人的可能性很大。所謂水師“某君”致鄒質夫函,不過是周作人自導自演的一出“雙簧”。這頗讓人聯(lián)想到五四文學革命中錢、劉所演的“雙簧”,其創(chuàng)意可能來自周作人的早年經(jīng)歷。[12]
我之所以推斷此函為周氏所作的根據(jù),一是函中對“高某”(即高先澍)的批評,其憤激之情與隱喻的方式,與周氏1903年3月3、5、6日日記所載事項若合符節(jié)。[13]周作人為何對高先澍如此懷恨在心?周氏從當時的日記、信函到晚年的回想錄,都對之不能釋懷,其原因是高先澍當年的撒潑罵街,其事端雖是由周作人的同班同學吳志馨引起的,但被目為“康黨”的周作人卻成了撒氣的對象:“這因為是高某的宿舍適在我的貼夾壁,所以他故意如此,是罵給我聽的。日記里也就沒有明寫,只以隱喻出之,對于其人的品格倒亦是適合的?!盵14]這次本為援助胡韻仙而揭發(fā)學堂之腐敗,周作人順便以高先澍之無賴品行,來例證學堂腐敗,可謂一箭雙雕。且此函所云“所舉學生之流品,皆實有其人,以礙于學堂之名譽,不便臚舉以實之”,與周氏日記和回想錄的說法完全一致,這說明周氏非常忌憚攻擊“高某”的線索被曝光。二是函中“斬草除根”的說法,與周氏3月26日日記中針對學堂改革的措辭十分相似。[15]三是函中“弟近已有去志,后當再圖機會”的說法,與1903年3月21日,周氏兄弟因“散播”弘文學院學生退學消息,遭叔祖批評后,周作人日記中所說“我誓必脫此羈絆”“行當退學返里,志已決矣”,也相吻合。
另外,該函對頭班學生欺凌低班學生、學堂風氣敗壞的描寫和對黎總辦改革學堂的期待,都與周氏日記的記載在內(nèi)容上一致,甚至在詞句、風格上神似,故可推斷,此函出自周作人之手的可能性很大。
本來寫日記頗勤的周作人,自1903年4月30日至7月14日,未留一字。而他在7月15日自訂“紀事體”日記的“告白”中,特意警告可能偷閱其日記的行為。[16]
周氏之所以將他在這次風潮中如此重要的事項,不記入日記,是因為他之前在水師學堂的經(jīng)歷[17],使他預料到日記所記事項可能泄露而招致禍端。我們通過下文將要提到的一則文獻獲知,周作人在《蘇報》揭發(fā)水師學堂腐敗內(nèi)幕的公開函,引起水師學堂管理者的懷疑,他們一度要求《蘇報》提供“鄒質夫”的真實身份而與之“對質”。據(jù)我推測,由于周氏和胡韻仙的親密關系,他成為學堂重點懷疑的“內(nèi)鬼”之一。所以,此函通過水師學堂學生向“崇明”人“鄒質夫”致函這一特意偽裝,一方面通過設置這種障眼法,讓人覺得“鄒質夫”確不是水師學堂中人;另一方面,又通過水師學堂“某君”,借答鄒質夫詢問學堂狀況,而再次順勢揭發(fā)水師腐敗情形,讓人不覺得是學堂中人專為胡韻仙助陣。
周氏向《蘇報》揭發(fā)水師學堂的腐敗狀況,大的背景是響應當時風起云涌的學潮,但更迫切而具體的動機,則是為了摯友胡韻仙免受學堂懲處。所以,他們的當務之急,是要揪出這次事件的罪魁禍首。
正如前文所述,水師學堂腐敗之所在,不僅在總辦、監(jiān)督等管理層一端;學生當中無賴如高先澍、張兆宣者,大有人在(即所謂“六七十狗彘不食之人類”)。胡韻仙在這次事件中之所以受到游澤寰多次辱罵、恐嚇,以至釀成事件,在周作人看來,主要是張兆宣等挑撥離間、煽風點火、為虎作倀的結果。而且,尤其令周作人等“憤不能平”的是,像胡韻仙這樣的啟蒙志士,在遭受頑固、專制學監(jiān)的凌辱時,竟被他的同輩青年當作“示眾的盛舉”。這對于周作人的刺激,與乃兄在仙臺觀看幻燈片中同胞遭砍頭的情景相似。他們看來,在這次事件中,“蓋游雖非人,而實張兆宣為之禍首?!庇谑?,張兆宣被當作此事件的罪魁禍首而受到輿論的譴責。
不久前才從南京陸師學堂退學,隨章士釗加入《蘇報》的林懿均[18](1881—1951),在5月8日的《蘇報》上發(fā)表了《責水師學生張兆宣書》。林懿均也是江南陸師學堂退學風潮中的積極分子,他聲明是從5月3日《蘇報》所載鄒質夫揭露水師學堂腐敗情形的文章中,知悉張兆宣是這次事件的罪魁禍首。但顯然,包括林懿均、黃宗邠、章士釗等從陸師退學到上海的激進青年,都與這次事件的當事人胡韻仙、周作人、李昭文有密切的聯(lián)絡與協(xié)作,否則,他何以得知張兆宣與胡韻仙“素以不睦聞”等隱情。林懿均在此公開信中,除了批評張兆宣為虎作倀的惡劣行為,還對他曉以大義,勸其“趕速悔過,聯(lián)合胡君及諸同學以屏逐游某,不獲則必沖決此奴隸之奴隸之范圍以圖獨立”。
林懿均之所以如此聲援飽受壓制之苦的水師學堂學生,除了他可能與胡韻仙存在個人友誼這一因素之外,林在陸師學堂的類似遭遇是其重要動因。林在陸師學堂即以“言論過激”而遭勒令退學,他與胡韻仙可謂“同病相憐”,所以,在這一事件中他能與胡韻仙等“同仇敵愾”。
林懿均發(fā)表譴責張兆宣的公開信得到了章士釗的支持。已經(jīng)歷過陸師學堂學潮,剛剛接任《蘇報》主筆的章士釗,恐怕讀者誤解林懿均的良苦用心,特加編者按,提醒讀者,他們真正攻伐的對象是學堂當局,而張兆宣只不過是一“不足責”“不欲觀”的小幫兇而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年后在女師大風潮中與周氏成為冤家對頭的章士釗,在這次學潮中,則與周氏站在同一陣營中。
雖然周作人等對水師學堂腐敗內(nèi)幕的揭發(fā),從一開始采取了隱秘的檢舉方式,但還是引起了學堂管理者的懷疑。1903年5月12日,《蘇報》“輿論商榷”欄刊登了一篇題為《敬覆江南水師全體學長》的答函,聲名“記者與鄒君亦不相識”,并對水師學堂某君子青提出的“欲與鄒君質夫一質曲直”的請求,予以嚴詞拒絕。
雖然胡韻仙的朋友多方檢舉揭發(fā),但此次風潮最后還是以反抗者的失敗而告終。從后續(xù)的資料來判斷,胡韻仙最遲在5月25日之前從水師學堂退學,轉往陸師學堂。
1903年5月25日《蘇報》所登未署名的《江南水師學堂之鬼蜮》一文,對胡韻仙如何“被笞”“記過罰贍”,游澤寰如何逼胡韻仙為學堂洗白等,作了詳細報道。此文作者,從邏輯上推斷,除了“四人小組”成員外,前述翁浩然、黃宗邠、林懿均、章士釗等皆有可能。但就作者對該事件了解之詳細、對胡韻仙感情之痛切而言,推測起來還是周作人的可能性更大。因為胡韻仙已經(jīng)退出水師學堂,所以該文不再忌諱鄒質夫與胡韻仙的關系,明確指出揭發(fā)學堂腐敗狀況、“立意為胡生出脫”者,即是“其友”鄒質夫。
通過以上辨析,我們可以斷定,署名“崇明鄒質夫”的《函述江寧水師學堂之腐敗》《再述江寧水師學堂之腐敗》的作者,即是周作人,而不具名的《江寧水師學堂某君致鄒君質夫函》與《江南水師學堂之鬼蜮》,其作者為周作人的可能性很大,但需要更多的佐證資料和進一步的考辨。
二、胡韻仙事件相關人與事
(一)相關人物
胡韻仙,江西鉛山人,初名朝棟。他與其兄胡朝梁(詩廬)都是魯迅在水師學堂的同學。胡韻仙與魯迅同學,魯迅從水師學堂退學后,他也因事退出。后又改名胡鼎,和與周作人一起考入水師學堂。[19]魯迅1902年赴日留學時,胡韻仙贈詩中有“英雄大志總難侔”“回天責任在君流”“總角相逢憶昔年”“臨別江干獨愴然”等句。可見其志向之大與周氏兄弟友誼之真摯。周作人曾將胡韻仙為他所寫扇面帶回紹興老家,為其祖父周福清所見,當詢知其為周作人同班同學所寫時,祖父鄭重地對周作人說:“同學中有這樣人才,不可大意,須要加倍用功?!敝茏魅俗约阂卜浅Y澷p胡韻仙的才華,說“在我們少數(shù)的朋友中間,沒有一個人及得他來”[20]。
胡韻仙雖命途短促,但確是一位富有革命精神和勇于行動的志士。既然魯迅退學時,胡韻仙“因事”退學,而且“改名”后再考入水師學堂,說明在周作人進水師之前,胡韻仙在水師學堂已有“前科”。而他在與周作人同學期間,仍時有“革命”思想與行動。除了他最后釀成事故的《穎考叔茅焦論》,還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向兩江總督張之洞(1902年10月20日)及學堂總辦上書,力陳改革學堂的建議;二是在學堂組織具有進步思想的周作人、江際澄、李昭文成立“四人小組”,經(jīng)常一起討論問題;三是在水師學堂進步學生中組織“閱報社”,自費訂閱《蘇報》《大陸報》等進步報刊;四是組織水師學生成立“拒俄義勇隊”,并聯(lián)絡加入上??傟犑乱恕?/p>
游澤寰,相對于胡韻仙,這次事件中利害攸關的當事人之一游澤寰的現(xiàn)存資料更少。從周作人等披露的信息看,我們只知道他是四川人。胡韻仙事件對他在水師學堂的職位有無影響,不得而知。但據(jù)1907年10月20日上?!渡陥蟆穲蟮?,此時游澤寰已到任上海巡警一路分局通判。此后直到辛亥革命之際,他一直擔任上海巡警總局下設分局的正巡官、閘北巡警總局衛(wèi)生科長,期間還兼任過蒲肇河工稽查等職。辛亥革命前夕,報載他有被岑春煊調赴四川委用之說,但未能如愿。1912年底,他被委任為南京巡警總局長。1913年初當選江蘇省議會議員,并任南京警察廳長。1919年1月,《政府公報》發(fā)布總統(tǒng)令[21],令總統(tǒng)府文官甄用委員會甄用四川省長張瀾呈保的游澤寰等十三人,但未見有正式任用的消息,說明游澤寰此前曾在四川任過職。此后,游澤寰便從媒體中消失了。
張兆宣是水師學堂比周作人高一級的駕駛堂學生,他因和游澤寰有同鄉(xiāng)關系,且在胡韻仙事件中有不光彩的表現(xiàn),備受滬寧兩地青年學生和媒體的攻伐,一度成為此事件的焦點人物。胡韻仙事件后,直到1915年2月27日看到上?!缎侣剤蟆逢P于他被大總統(tǒng)授予四等“文虎”勛章的報道,可知他從水師畢業(yè)后在海軍任職。據(jù)報載相關消息,1918年底到1920年8月,張兆宣一直擔任海軍甘泉艦艦長。在1923年海軍司令杜錫珪槍斃林春山事件中,張兆宣也牽涉其中。從1923年到1928年北伐革命之際,張兆宣一直擔任湖鵬艇艇長。1930年2月26日,張兆宣被任命為海軍部軍務司科員。[22]1935年6月8日,廖仲愷靈柩運抵南京時,國民黨中執(zhí)委要求海軍部派員到下關車站迎接,海軍部派科員丁國忠、張兆宣二員去迎接。可知此時張兆宣還是海軍部軍務司科“科員”。[23]這是民國報刊上最后一次出現(xiàn)張兆宣的活動報道。
張兆宣在湖鵬艇事件中的“告密”行為,似乎可以佐證前述周作人(鄒質夫)在水師學堂期間對他的指責——“日逗之于游前,讒言浸潤已非一日”。
(二)相關事項
1.胡韻仙《穎考叔茅焦論》及“痛罵那拉”
由于清政府在應對俄國侵占中國東北過程中表現(xiàn)的軟弱無能,當時的激進青年產(chǎn)生了普遍的反滿、仇滿情緒。1903年元旦,馬君武、劉成禺一度在東京留學生會館舉行的團拜會上,當著滿清大員發(fā)表反滿演說。這些言論和情緒迅速傳播到國內(nèi),其集大成者,便是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對滿清政府的強烈批判。雖然章太炎指名道姓痛罵光緒和慈禧的言論——“載湉小丑,未辨菽麥”“榮祿既死,那拉亦耄”——發(fā)表于1903年5、6月。但此前在具有革命傾向的青年志士中間,議論或痛罵滿清最高統(tǒng)治者的言論,已經(jīng)比較普遍。
1903年3月9日,周作人在同學徐振新處看到慈禧太后及光緒帝的攝影時,他在日記中評論說:“那拉年已七十而少好如三十余歲人,怪物乎?人妖乎?我支那之冤業(yè)也。”日記雖只寥寥數(shù)語,但可見周作人等具革命思想的青年,在談及時局時,痛罵光緒、慈禧已非一日。
根據(jù)周作人日記和前述相關文獻可知,胡韻仙所作《穎考叔茅焦論》是漢文教習所出作文題,這本來是頑固派用以發(fā)揮其“衛(wèi)道”思想的好題目。但不料這一題目到了胡韻仙筆下,卻被用來揭露統(tǒng)治者以“孝”來維護其統(tǒng)治的虛偽。而他之所以在此文中“痛罵那拉”,一方面與當時青年學生中比較普遍的仇滿情緒和言論有關;另一方面,那拉氏的所作所為,正適足佐證衛(wèi)道者的“不孝”。雖然胡韻仙此文未能流傳下來,但我們可以借鄒容、章太炎的攻擊性文字,去想象其文筆。
鄒容、章太炎因批判清政府及其最高統(tǒng)治者而鋃鐺入獄,釀成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不難理解胡韻仙所作《穎考叔茅焦論》的“革命”意義,也可以想象作為水師學堂學生監(jiān)督的游澤寰,面對此“大逆不道”言論時的驚慌失措。
2.周作人與《蘇報》
正如周佳榮所說:“《蘇報》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的報刊之一,‘蘇報案’更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二者對于晚清政治和思潮的趨演,都有非常大的影響?!盵24]胡韻仙事件正好是在“蘇報案”發(fā)生前兩月、《蘇報》日趨“革命化”之際發(fā)生的,《蘇報》對周作人、胡韻仙等的影響,顯而易見。
1901年(辛丑)12月24日,正是周作人首次讀到對他影響甚大的《天演論》之日,他也首次讀到《蘇報》:“晚飯后大哥忽至,攜來赫胥黎《天演論一本,譯筆甚好。夜仝閱《蘇報》等至十二點鐘始睡?!蔽覀儗Α短煅菡摗穾Ыo周氏兄弟的驚喜,早已耳熟能詳,但對《蘇報》給他們的影響,卻鮮有述及。周氏兄弟“仝閱《蘇報》”且“至十二點”,說明他們對其癡迷程度不亞于《天演論》。
1903年1月29日,周作人與李昭文、胡韻仙、張敬甫四人商量自費訂閱《蘇報》,2月18日,周作人等收到他們集體訂閱的2月1日至15日的十五期《蘇報》。從此,周作人幾乎每日閱讀《蘇報》,尤其關注其中的“學界風潮”欄。周作人水師學堂期間日記所記最后一次看《蘇報》,就是前述向《蘇報》報告學堂腐敗情形。
周作人雖然到南京后,早在1902年初就開始閱讀《蘇報》,但之后在1902年這一年中,他日記中再沒有出現(xiàn)過《蘇報》。而從1903年初到4月底胡韻仙事件發(fā)生,與同學共同訂閱《蘇報》,頻繁閱讀《蘇報》。周作人的這一轉變,一方面與他自1902年下半年以來對新書報的閱讀,對新知識、新思想的接受有關;另一方面,與《蘇報》言論開始趨向革命,報道學潮,成為“新學界”[25]之代表有關。周作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密切關注《蘇報》,并將水師學堂的腐敗情形函告《蘇報》,以呼應這一進步潮流。[26]周作人晚年對《蘇報》之于他揭發(fā)水師學堂腐敗的影響,也有詳細的記述:
當時講維新,還只有看報,而那時最為流行的是《蘇報》,《蘇報》上最熱鬧的是學堂里的風潮,幾乎是天天都有的。風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學”的學生退學。以后陸續(xù)的各地都發(fā)生了。仿佛是不鬧風潮,不鬧到退學,便不成其為學堂的樣子,這是很有點可笑的,卻也是實在的事情。(中略)我們四個人——即我和胡鼎,江際澄,李昭文的小組,可是覺得水師學堂太寂寞了,想響應《蘇報》,辦法是報告內(nèi)情,寫信給報館去。內(nèi)容無非說學生的不滿意,也順便報告些學堂的情形,卻是很幼稚的說法……[27]
三、水師學堂期間的“新青年”周作人
水師學堂是周作人一生中惟一正式進過的學堂,而這一時期正值他思想、個性、文體的萌芽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水師學堂在周作人的一生中,具有“起源性”的意義[28],我們在他日后日益成熟的思想、個性、語言、文體等各方面,都能看到其在水師學堂期間的模糊身影。
(一)“浮躁凌厲”的“新青年”
一般認為,“浮躁凌厲”[29]是周作人五四時期顯現(xiàn)出來的個性特征和文體特征。究其實,周作人個性中的最突出兩個方面,在水師學堂期間已顯露出來。1902年2月2日,當胡韻仙說周作人“內(nèi)蘊不露,接物謙和”,他則“啞然笑其皮相也”,說明周作人此時并不認可“敦厚溫和”是他的“本色”。那么他的“真相”,無疑當屬“流氓鬼”的“浮躁凌厲”之氣了。周作人個性中的這一方面,在水師學堂期間的表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他在五四時期,只不過鮮為人知罷了。除了上文所述他在日記中大罵那拉氏為“怪物”“人妖”外,1903年3月21日,周氏兄弟因散播弘文學院學生退學消息而被叔祖嚴厲批評后,周作人毫不掩飾對作為長輩的叔祖的憤怒,并將其守舊、頑固之罪責上升到亡國滅種的高度。周作人在日記中,也有對兩江總督張之洞、魏光燾以及學堂總辦黎錦彝等,時有尖刻的批評。
青年周作人的這種“浮躁凌厲”,并不限于激烈的言論,更見諸其行為。1903年4月5日,周作人說他因讀《新廣東》而“拔劍起舞者再”。4月7日,他與同學登盧龍山游玩途中,下山路過一廟,與胡韻仙進廟“毀其神,折其首”。他還參與了諸多“革命”活動。在水師學堂,他與同學秘密商議組織拒俄“義勇隊”。在胡韻仙事件之后的7月29日,他受張偉如之邀到南京城南承恩寺萬城酒樓聚餐,與會者中如胡韻仙、吳鄂剛、李復九,都是學堂中的活躍分子。而據(jù)周作人說,其中的劉壽昆,當時正在做聯(lián)絡革命的工作。[30]1905年2月16日下午,周作人被封燮臣函招,去南京大功坊辛漢處聚會,其中即有當時已聲名赫赫的女留學生秋瑾。秋瑾這次來南京,是為運動大資本家之子辛漢資助革命。其余參會人員,應均非非等閑之輩。周作人這般參與具有“革命”色彩的青年聚會,足證他當時是一個具有革命傾向的“新青年”。因此,周作人五四時期的“浮躁凌厲”之氣,是他青少年時期既已萌芽的思想個性的自然結果,此后在“兄弟失和”、溥儀出宮、“女師大風潮”等事件中都有淋漓盡致的發(fā)揮。至于它日后何以與其個性中的另一面——“敦厚溫和”的“紳士鬼”——交戰(zhàn),以至被壓服、淡化,乃是一個已被學人廣泛論述而至今難以說清的問題。
(二)“論戰(zhàn)”的早期訓練
荷蘭學者賀麥曉曾以“罵”來概括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特征。[31]“罵”不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的重要特征,而且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
不必說,周作人一生與他人的論戰(zhàn),難以計數(shù)。即使是他初露鋒芒的五四之際,其文學革命的成績之一,即是與守舊者的“論戰(zhàn)”。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周作人在水師學堂期間的這些“論戰(zhàn)”,不僅是他個人文學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預演”與“嘗試”。
周作人在紹興私塾、杭州“隨侍”期間和水師學堂漢文課上所作八股文等,都屬舊文學的范疇。到水師學堂后,他開始大量閱讀新式書報,對八股文等舊文體日漸厭惡,他每作漢文教習布置的“論”“義”等,便覺“文機頓塞”“江郎才盡”,遂與“八股尊神”絕交,轉而嘗試“新文體”的寫作。前述《函述江寧水師學堂之腐敗》《再述江寧水師學堂之腐敗》,是目前我們所知周作人最早的論戰(zhàn)性“新文體”,但這之前,周作人已進行過這種“新文體”的寫作訓練。周作人1903年3月27日日記中說:“予于國文未能窺門徑,平日作信,率以常言道之,并無議論,今偶作此,滔然不滿,然聊以演習而已,后當時一為之?!钡诙欤茏魅擞纸o剛從浙江大學堂退學的表妹婿車幼常寫了一封千余字的長信,他自認這種“演習”對他的思想和文筆,都有很大的幫助。在正式發(fā)表他早期的譯作之前,周作人經(jīng)常閱讀的《蘇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大陸報》等這些新式報刊,因其文體自由奔放且平易暢達,條理明晰而又筆鋒常帶感情,對周作人這一代青年“別有一種魔力”。周作人在尚無發(fā)表作品機會的情況下,利用與同學通信的機會,時時鍛煉自己的文筆與“議論”的能力。這種具有嘗試性、過渡性的寫作實踐,無論是對周作人個人而言,還是對清末文壇的整體轉型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這也為我們觀察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轉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生動案例。
注 釋: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2頁。
[②]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5頁。
[③]本文所引或述及周作人日記,均出自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周作人日記》(上),其日期均依原文,為中國舊歷。為行文方便,其具體出處不再一一標注。
[④]鄒質夫《函述江寧水師學堂之腐敗》,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第2版,第180頁?!短K報》原文為豎排、繁體字、無標點,本文引用時改為橫行、簡體字,并酌加標點。有漫漶不清之字,均以□代之。《蘇報》在日期標注上采用西歷與中國舊歷并用的方式,本文為與周作人日記一致,引用《蘇報》文獻時,仍用舊歷日期。
[⑤]鄒質夫《再述江南水師學堂之腐敗》,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第2版,第190—191頁。
[⑥]海上病猿《記江南水師學堂胡君俠耕事》,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第2版,第207頁。
[⑦]王宗邠為黃宗邠之誤(黃、王上古都屬匣母字,即聲紐相同,故在方言常被混淆),黃為江南陸師學堂退學事件中的積極分子。據(jù)《江南陸師學堂學生退學始末記》(《蘇報》1903年3月29日)所附《退學生之姓氏里籍》,黃宗邠字桂芬,湖南善化人。
[⑧]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魯迅研究資料》中的《周作人日記1903-1904》將此處三人錯認為“翁浩然、曾固、王宗邠、某園召、期筠軒”六人?!霸獭痹谥茏魅巳沼浿忻鞔_是翁浩然的字,可知此處排列方式為“姓名+字號”,但(黃)王宗邠字桂芬,可能周作人當日寫日記時不知其字,故以“某”代之;周召期(字筠軒、云軒)是陸師學堂的畢業(yè)生,1902年已在日本留學。總之,這三人都與當時上海組織“義勇隊”有關系,故周作人等請托這三人代為聯(lián)絡。
[⑨]周作人《舊日記抄》,《風雨談》,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8頁。
[⑩]鄒質夫《江寧水師學堂某君致鄒君質夫函》,羅家倫主編《蘇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第2版,第212—213頁。
[11]周作人說:“我們四個——即我和胡鼎,江際澄,李昭文的小組……”,他們“四人小組”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小團體。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4頁。
[12]周作人1951年在《王敬軒的信》一文說:“……王敬軒信是假造,這本不成問題,問題是假造的人,據(jù)我所知道這人是錢玄同。我見過玄同的原稿,說不定還貢獻過些意見……”(周作人《飯后隨筆》(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頁)。根據(jù)當時錢玄同和周氏兄弟的交往之密切,不僅王敬軒信中有周作人的“貢獻”,我懷疑這出“雙簧”的創(chuàng)意本身也來自周作人。
[13] 1903年3月3日記:“聞隔巷寒犬,吠聲如豹,聞之令人發(fā)指,亟到同學李君閑談,以避其囂?!?月5日記:“夜看《夜雨秋燈錄》并《說鉿》各一帙,讀將罄,吠聲忽作,蛙鳴聒耳,如置身青草塘。陶子真云:春蛙逞煩吠?!?月6日又記:“四下鐘后,學生監(jiān)聽無賴子惡少年,嗾至管輪我諸學生處搜檢,該無賴詭稱失物,使故作此態(tài),以欺眾人耳目,而在人視之,必見其肺肝然。嗚呼!我學生乃被犬彘誣為賊,我學生乃與犬彘為伍,嗚呼!我八十人何一人無血性也?!敝茏魅撕髞碓?日日記上標注:“此指高先澍罵詈也?!薄?/p>
[14]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6頁。
[15]周作人日記寫道:“夜至航??瀑趥b耕(即胡韻仙)閑談。伊云黎總辦廿三見制軍后,即令四生(即隨往東洋者)草改革章程之條陳,似有意整頓,然此中積垢太深,茍欲改革,必須斬草除根,舉凡一切章程規(guī)則委員學生拋棄而齏粉之,驅除而廓清之,另立一新學堂而后可,不然無益也。”
[16]周作人《周作人日記》,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第394頁。
[17]如周作人1903年1月27日給魯迅的信只寫西歷日期,便遭叔祖周椒生大加申斥,“目予為無君無父”;2月19日周椒生扣留魯迅從東京寄給周作人的《浙江潮》;3月6日,學生監(jiān)督受高先澍的嗾使,搜查管輪堂學生宿舍。
[18]該文在《蘇報》發(fā)表時作者署名為“愛國學社林蠣”。
[19]周作人《魯迅的故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3頁。
[20]周作人《魯迅的故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4頁。
[21]《政府公報》,1919 年第1060期。
[22]《申報》1930年2月27日。
[23]《海軍公報》,1935 年,第73期。
[24]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前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
[25]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17頁。
[26]《蘇報案紀事》對《蘇報》的轉向及影響有這樣的概括:“《蘇報》之所以大張旗幟,實始于去年(壬寅)之冬,蓋增入‘學界風潮’一門,乃大為閱者注目矣。說者以東南學界之屢次破壞,皆《蘇報》之罪,亦未始無因。然即令有罪,而《蘇報》之所不辭者也。本年之春,《蘇報》日益發(fā)達,先持漸進主義,至此乃持激烈主義。其所以然者,亦見中國之恥辱社會之腐敗,日甚一日,幾無可收拾,遂寧冒天下之不韙,而于萬籟無聲之中,陡發(fā)此天空大震之霹靂。此霹靂聲旋于諸頑固之頂而不能去,則其驚駭狂叫,謀所以消滅之也,又何待言。由是觀之,則潤五月十三日之事,不必其非常可怪也。”見羅家倫主編《蘇報案紀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第1-2頁。
[27]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134頁。
[28]彭小燕《元周作人——周氏早年日記(1898-1906)細讀(上)》提出:周氏的日記始于光緒戊戌年( 一八九八),1898年周作人可算14歲,在14歲到第一次公開發(fā)表文章的20歲(1904年)之間,周氏留給世人的文字不算多,但畢竟也可以說不少,它們是他最初的文字,字里行間有沒有一些其實深藏著周作人之“元色”的信息呢?(《上海魯迅研究》2016年第4期)
[29]學人多以“浮躁凌厲”概括周作人早期的思想性格,這一說法最早出自1932年11月13日周作人給俞平伯的信中:“不佞自審近來思想益消沉耳,豈尚有五四時浮躁凌厲之氣乎?!币娭茏魅恕吨茏魅藭拧罚ㄉ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9頁。在1934年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引起的風波中,曹聚仁引用了這一說法,并將周作人五四之后的思想變遷概括為從“浮躁凌厲”到“思想消沉”,即“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見曹聚仁《周作人先生的自壽詩》,《申報》1934年4月24日。
[30]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1]賀麥曉說:“任何閱讀民國時代的文學批評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注意到,批評家頻繁和輕易地允許自己使用針對人身的(ad hominem)言論,這些言論常常具有‘罵’的性質。當時的文學圈子強烈地意識到這種現(xiàn)象,許多人抱怨這種‘罵’或‘罵人’的做法?!薄白鳛槊駠鴷r期文學批評文體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想的研究中,‘罵’的寫作應得到比以往更系統(tǒng)和更多的關注?!币奫荷蘭]賀麥曉《文體問題——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1911-1937)》,陳太勝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02-2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