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治愈，《刺猬》和《仙癥》選擇分道揚鑣
電影《刺猬》改編自鄭執(zhí)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仙癥》。影片對原著的兩處重要改編，可以說徹底改變了電影的走向和命運。
兩處改編熬一碗心靈雞湯
一是王戰(zhàn)團（葛優(yōu)飾）成為“瘋子”的原因。
在小說中，王戰(zhàn)團是因為不小心同時得罪了船長、政委兩派，被關禁閉后而成為精神病人的。他不愿意“站隊”，這意味著他拒絕進入傳統(tǒng)的象征秩序，導致其被“正?！钡捏w系或機制所排斥，終于成了“非正?！钡娜?。也就是說，王戰(zhàn)團世俗意義上的人生失敗，其根源在于真實的自我意識與現(xiàn)實的社會秩序之間的隔閡。
而電影里，王戰(zhàn)團是因為撞破了船長走私丑聞后被關進船艙的一間小小的儲物倉，同時整部影片從頭至尾都在極力渲染他對大海、對遠方的向往。如果說，小說隱含著對強勢話語的批判，那么電影則將其改寫成了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生活的格格不入。這也使得王戰(zhàn)團的人生難題似乎只在于其沒能實現(xiàn)自己“游向太平洋”的夢想。
二是周正（王俊凱飾），也就是“我”回歸正常生活的方式。
小說里，周正因為在“驅魔除病”的趙老師（任素汐飾）面前“認罪”而治愈了口吃；而電影中，周正選擇了報警，趙老師被抓，之后他上高中、考大學、交女友，一步步走向“成功”。
《仙癥》的最后一句話是：“許多年后，當我站在凡爾賽皇宮里，和斯里蘭卡的一片無名海灘上，兩陣相似的風吹過，我清楚，從此我再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這句話是理解小說的關鍵所在——周正不會被“卡住”，并不是指他從此在生活中就沒有障礙，而是指他無法成為真正的“主體”。當這陣風吹過，周正的自身開始變得虛無，留不住任何實在的感覺。
那么，什么是“實在”的感覺呢？就是王戰(zhàn)團真正要做的“自己”，堅持要守護的尊嚴。簡單地說，小說中的“我”（周正）之所以不會被“卡住”，是因為選擇了背叛王戰(zhàn)團，選擇了屈從于趙老師所代表的世俗規(guī)訓?！拔摇敝斡丝诔?，是因為“我”學會了一種策略，學會了如何去適應現(xiàn)實，不再有說不清“真我”的困擾。
進而言之，《仙癥》和《刺猬》在對“治愈”的理解上選擇了分道揚鑣。當電影將“愿大家都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這句話赫然打在片尾的大銀幕上，也就徹底轉換了小說的精神內核，將其犀利的批判鋒芒轉化為世俗意義上的心靈雞湯——我們都應該和電影里的王戰(zhàn)團、周正一樣，不要放棄對理想、夢想的追求。
抽離歷史促一樁父子和解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電影為何會花費大量筆墨，試圖補全、豐富周正父親的人物性格?！断砂Y》中，“我”患有嚴重的口吃，父母根本不考慮“我”的心理感受，用各種離奇的方式展開治療，“舌根被人用通電的鉗子燙糊過，喝過用螻蛄皮熬水的偏方，口腔含滿碎石子讀拼音表，一碗一碗吐黑血”。這些情節(jié)在電影中也有所表現(xiàn)，但在影片末尾，主創(chuàng)又著力描繪了父親默默關心兒子的一面，試圖將其塑造成“刀子嘴、豆腐心”的溫情嚴父形象。甚至，在影片收尾處，還借用為周正的兒子起名“陽陽”的機會，完成了父子之間的和解。
然而，在以鄭執(zhí)、雙雪濤等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中，子一代受到的傷害，歸根結底來自于父母的身份缺失與無所適從——父親千方百計要治愈“我”的口吃，不是因為電影中所表現(xiàn)的怕“丟臉”，而是為了讓“我”早日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就像父輩不知如何才能回歸到下崗前的平常日子一樣。
換言之，歷史從來就不僅僅屬于“我”。電影中周正說出的“我不原諒”，更像是在表達對所謂原生家庭的不滿。這或許更符合當下社交媒體上“熱點話題”的設置，卻完全失去了原作小說的歷史意義，而脫離了歷史的和解，自然是虛弱無力的。
為了“流量”試一把投機取巧
有意思的是，《刺猬》的編劇之一就是小說作者鄭執(zhí)本人，因此這一系列改編可能造成的影響他當然心知肚明。更合理的解釋或許是，這樣的改編策略被認為更符合當下的市場需求——拒絕晦澀、深刻，追求通俗、易懂，擁抱熱點。于是，作為時代寓言的《仙癥》就徹頭徹尾地被改造成了一個關于年輕人的青春成長故事。
在今年的電影《被我弄丟的你》中，鄭執(zhí)就已經(jīng)做了一次類似嘗試：把小說中非?，F(xiàn)實、骨感的婚姻七年之癢、夫妻中年危機改造成了“低配版”的《花束般的戀愛》，一種近乎無病呻吟的“青春傷痛”。但票房和口碑的雙雙失利似乎也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觀眾對“投機取巧”的電影改編方式并不買賬。
事實上，無論是鄭執(zhí)，還是雙雪濤、班宇，都曾直截了當?shù)乇磉_過對“賣慘”的反感，認定“苦難焦慮癥”式的寫作只會造成現(xiàn)實感與精神力的雙向衰減，阻塞對歷史本相的探尋。如果細讀他們的小說，就不難發(fā)現(xiàn)，很多主角都身處底層,又遭逢相當密集的命運打擊,可以算是苦難書寫的理想材料。但這些東北青年作家卻無意加入模式化合唱，他們讓生存的痛楚在筆下持續(xù)積累,卻始終保持著恰如其分的平衡。
縱觀與他們有關的影視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或許就是班宇擔任文學策劃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jié)》。劇中的王響和《刺猬》中的王戰(zhàn)團一樣，好人一生坎坷，經(jīng)歷過太多苦難，但電視劇并沒有放大、渲染王響的悲情和不幸，反而用平視的筆調展現(xiàn)出了他的人格尊嚴，這也正是該作品能夠得到廣大觀眾認可的根本原因。
然而，《刺猬》卻大費周折，試圖用種種細節(jié)表現(xiàn)王戰(zhàn)團作為父親的苦情一面。比如，他和周正坐在城市的高處，默默地為女兒送出新婚祝福；又比如，兒子不幸去世后，他又把火化爐冒出的煙霧收進自己的心底。這些情節(jié)在葛優(yōu)出色表演的加持下，確實很感人，但也模糊了《仙癥》的真正焦點，失去了文學激動人心、導向救贖的精神能量。
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鄭執(zhí)可以在小說中用冷靜的筆調呈現(xiàn)生活原生態(tài)的樣貌，在很大程度上拓寬我們對現(xiàn)實主義的理解，但一進入電影市場，就會不由自主地沉迷于用苦情、煽情、溫情來吸引觀眾？這是否也從另一個側面提醒了我們，或許當下電影市場正陷在某種“流量密碼”中不能自拔，這也導致了國產(chǎn)電影正不斷趨向單一化、同質化？即使導演是顧長衛(wèi)，編劇是鄭執(zhí)，也不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