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艷兵：我與樂黛云先生的二三事
2024年7月27日上午，從網上看到消息：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去世了。我瞬時深感震驚與悲傷。樂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于當日凌晨3時4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樂先生近年來身體不是很好，據(jù)說已經離不開輪椅了，但精神狀態(tài)一直很好。每次與張輝兄見面問起樂先生，都說狀態(tài)還不錯，并說前不久見過樂先生，依然思維敏捷、談興很高。現(xiàn)在突聞她去世的噩耗，我還是半天緩不過氣來。樂先生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中國新時期比較文學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她的最杰出貢獻是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做出了開拓性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她在比較詩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跨文化研究等領域成就卓著。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訃告上寫道：“她一生品行高潔，以真誠自信、寬廣無私的胸懷與眼光，以及敢為天下先的膽識，感召和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學人。她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黨的教育事業(yè)，堪為北京大學立德樹人的一面旗幟。”
論及樂先生的學問人品，學問自有公論，人品更是常人難以企及。她感召和培養(yǎng)的學人，何止是北大學子，簡直惠及全國，乃至世界。幾乎每一個涉足比較文學學科的學者都會感佩樂先生的人品，都有可能受到樂先生的關注和支持，沒有聽說過有人抱怨樂先生，更沒有怨恨樂先生的。乃至有人質疑：比較文學領域的學者相互之間也是有矛盾的，甚至有難以調和的矛盾，以至于支持了這個就意味著反對那個，為何沒有因為樂先生支持或反對這個而引起那個的不滿和怨恨呢？ 即便你不滿于樂先生曾經贊揚和支持過的人，但這并不影響樂先生的品行高潔和人格魅力。
我與樂先生的交往起初主要是通過我的兩位導師的引薦與介紹，分別是我的碩士導師張鐵夫教授和博士導師劉象愚教授。他們與樂先生交往很早，交情頗深，作為他們的學生我自然有了一些與樂先生交往的便利條件，沾了老師的“光”。我與樂先生的交往主要有三件事：第一是樂先生為我的第二本學術專著《東方后現(xiàn)代》作序；第二是樂老師最早在中國大陸招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博士生，這引發(fā)了我最初讀博的沖動，后來才有機會跟隨劉象愚老師攻讀博士學位；第三是樂老師將我的博士論文納入她主編的叢書并得以順利出版。該書已經成為我最有代表性的成果。這三件事對我而言意義非凡，可以說是我進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并開始逐步發(fā)展的標志。
先說第一件事，樂先生為拙著作序。這事發(fā)生在1996年，那是28年前的事情。此事與我初涉比較文學領域關系密切，說來話長，容我慢慢道來。1984年，我考入湘潭大學文學院攻讀世界文學專業(yè)碩士學位，導師張鐵夫教授雖然主要研究俄羅斯文學，尤其是普希金研究，但對剛剛興起的比較文學非常關注和重視。入學不久，張老師就邀請華中師范大學的周偉民教授來湘大專門為研究生開了一門“中西比較文學概論”課程。張老師和周老師是老熟人、老朋友，“文革”中他們曾在華中師范學院英山分院一起勞動過。1979年第2期《外國文學研究》發(fā)表了周偉民的論文《比較文學簡說》，“一個熟悉的名字和一個陌生的名詞映入眼簾”，張老師馬上產生了閱讀的沖動。他回憶說，這篇文章“對我有很大啟發(fā)，使我懂得了在研究中要具備自覺的比較意識和自覺運用比較思維”。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大學舉行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之后，1986年9月，張老師就請來周偉民老師給世界文學專業(yè)研究生系統(tǒng)講授比較文學。也許因為我本科也畢業(yè)于華中師范學院，應該有一些共同的話題，于是我被安排接待、聯(lián)絡周老師。記得在湘潭大學北山蜿蜒的山路上我請教過周老師許多關于比較文學的問題，我們對有些問題還有過比較深入的討論。這時我對北京大學的比較文學學科以及樂黛云教授開始有了一些了解。這門課以后，“研究生們感到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后來，在高校工作的研究生都成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骨干”，想來我應該就是張老師說的“骨干”之一吧。1987年8月，張老師出席了在西安舉辦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會議期間張老師拜訪了樂黛云教授。樂老師談到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大好形勢，要求“把湖南省比較文學學會建立起來”。張老師屬于那種雷厲風行的人，他立即行動起來。1989年5月，在長沙成立了湖南省比較文學研究會，張老師當選為會長。
1990年7月，張老師出席了在貴陽舉辦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三屆年會，此次會議決定下次年會在張家界召開，張老師接受了這一任務。1993年7月14—17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屆年會在湖南張家界召開，張老師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會議是成功的，但其中的困難也不少，有些狀況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會議結束一個星期后，張老師收到樂老師的來信。樂老師在信中寫道：“重讀你們寫來的各次信件，不禁熱淚盈眶！ 真想大哭一場！ 這些信，每一頁都閃耀著你們的一片赤誠，全心全意要把這次會開好。這種無私奉獻、不求私利的精神在‘現(xiàn)在，而今，眼目下’是多么的難能可貴??！ 然而，由于湖南省物價高漲、收費失控，到處漫天要價……汽車失靈，張家界歸途多次拋錨，引起部分代表不滿，這兩個問題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也怨不得任何人……其實，如果說會議有缺點，責任首先在我！ 堅持大會在張家界開（而不是在大庸開），堅持邀請信先不作控制，都是我的‘決策’，你們大家都夠‘義氣’，遷就了我的浪漫主義幻想。如果說要作檢討的話，那應該首先是我！ 我真的深感愧悔，給你們帶來了這么多麻煩！”后來，我們敬愛的張鐵夫老師于2012年病逝，那些信件不知現(xiàn)在何方？ 這些信件應該被收集保存下來，它們不僅見證了兩位老師當年的勇于擔當、深情厚誼，也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史的重要資料。張老師隨后寫道：“讀了她的這封信，我也真想大哭一場！ 樂老師是這樣善良，這樣寬容，這樣理解我們，這樣體貼我們，在她手下做事，或者為她做事，誰還會計較什么個人得失呢？ 誰還會不為她賣力甚至為她賣名呢？”原來，張老師和樂老師曾經有過“過命”的交情。
于是，我猛然理解了1996年我的《東方后現(xiàn)代》出版前，請張老師作序，張老師在電話那邊有點詭秘地一笑說，我?guī)湍阏堃晃桓m合作序的人吧。他說的就是樂黛云教授。張老師語氣里充滿了歡樂、自信和肯定，我當時并沒有領悟到，張老師與樂老師的關系原來是那樣地“鐵”。我在《后記》里只是簡單地記錄這一事實：“我的導師、湘潭大學的張鐵夫教授一直關心這本書的寫作，書稿寫成后我請張老師為本書作序，張老師卻代我邀請了北京大學的樂黛云教授為本書作序?！睒防蠋熣J為，《東方后現(xiàn)代》很合乎法國理論家皮爾 · 布狄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文化生產場》一書中提出的“文化折射”的基本原理。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布狄厄的理論，于是趕緊去找了《文化生產場》來讀。樂老師寫道：“曾艷兵同志屬于那種平時少露鋒芒，做學問鍥而不舍類型的年輕人……研究東西方文化的互看，探討一種文化在另一種文化場中的折射和變形，無疑是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這一學科向前發(fā)展的重要關鍵之一?！睒防蠋煹脑?，對我而言既是肯定和支持，更是鞭策和鼓勵。樂老師的序后來發(fā)表在《文藝報》上，隨后我在《文藝報》上也發(fā)表一篇《東方后現(xiàn)代終結》的長文。自此我與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結緣，以后的歷次年會我都參加了。至少每次年會上都能目睹樂老師的風采，有機會面對面說幾句話。最后一次是2020年在廣西大學召開的第13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年會開幕式上，我通過視頻看到了樂老師。時光荏苒，一晃也有30余年了。
《東方后現(xiàn)代》對我的重要性并非一般人都能理解。1993年，我出版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研究》，當我興致勃勃地拿著剛剛印刷出來的新書送給時任青島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馮光廉教授時，馮教授笑瞇瞇地說：“好哇，可是下一部書準備寫什么呢？”我頓時愕然，這本書的出版還沒有好好慶賀一下，新書出版后還沒有好好歇息一下，怎么又想著寫下一部書呢？ 然而，這個問題一旦提出來了，也就揮之不去了。這成了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了。于是便有了這本《東方后現(xiàn)代》。像“東方后現(xiàn)代”這樣宏大醒目的題目，若在三四十歲的年齡，學養(yǎng)不深、積累不夠、思想不夠縝密完善，是難以寫成的；而到了五六十歲時則激情消退、顧慮重重，時間和精力又大為不濟，因此更加難以完成這樣的著作。如此莫非這樣宏大的著作就沒有人敢寫能寫了嗎？ 那倒也不一定，反倒因為難寫、沒人寫才有寫作的必要。比較而言，還是年輕時激情澎湃、敢作敢為、創(chuàng)造力爆發(fā)、勇于通宵熬夜，此時方有可能寫成這樣的作品?！稏|方后現(xiàn)代》這本書，如果我當年不寫，后面恐怕就永遠沒有機會寫了。現(xiàn)在可能學問增長了許多，眼光也開闊了不少，但面對這樣的題目還真的不敢下筆了。所以我說，《東方后現(xiàn)代》是我對自己的饋贈：那時候寫了，就永遠地有了；那時候如果沒有寫，也就永遠沒有了?，F(xiàn)在不僅這本書寫了，還有了樂先生的序，這就真正值了。樂先生評論說，《東方后現(xiàn)代》一書“積累了豐富的材料，提出了一些很有獨創(chuàng)性的論點，雖然也還有不少論點需要進一步商榷，但這本書開辟了新的學術空間，提供了新的思考層面”。觀點需要商榷不是不寫作的原因，而正是必須寫作的理由；有些獨創(chuàng)性的思想火花，如果不保存和記錄下來，可能就永遠地消失了，就當在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樣。這本書在1996年出版后，2002年又修訂再版了。
這里唯一遺憾的是沒有了張鐵夫老師的序。于是，我在后一本書《吃的后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吃》完成后立即請張老師寫序，算是彌補了這一遺憾。
第二件事就是考博，雖然最后我沒有報考樂先生的博士生，但無疑是因為樂先生我才開啟了讀博的念頭。我1987年碩士畢業(yè)，那一屆湘潭大學世界文學的碩士畢業(yè)生一共三名，比較稀缺，找工作根本無須發(fā)愁，可以選擇的城市和學校很多。畢業(yè)時躊躇滿志，覺得有了這個學位找個風景宜人的地方安心生活、工作，做學術和自己喜歡做的事，足矣，無須再讀什么學位。1997年，我在青島大學評上教授，雖然這中間也頗經歷了一些坎坷。但評上教授后突然感到眼前失去了前進的目標，努力也失去了動力，而此時高校開始重視學歷了，尤其是博士學位。于是我便萌生了找個地方讀個學位的想法。因為此前剛請樂老師寫過序，算是和樂先生聯(lián)系上了，張鐵夫老師順口提了一句，何不乘此機會讀個博士？ 想想也是，為什么不呢？ 此時我在青島已經蟄伏十年，該出去走走，領略新的學術風尚和空氣了。于是立即聯(lián)系了樂老師。樂老師很快就回信了，大意是歡迎報考，不過北大博導招生名額并不多，通常是一年一個還是隔年一個的，云云，大意如此。所以，如果非常急切想讀博的話，也可以選擇多報考幾所學校試試。后來恰逢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首次招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博士，我就報考了劉象愚老師。這是后話，后面的故事在后面的文章中再慢慢細說。
第三件事就是我的博士論文的出版。如果沒有樂先生熱心相助，我的博士論文不可能如此快捷地出版，并產生如此重要反響和影響。我的博士論文最后選擇了一個典型的比較文學的題目《卡夫卡與中國文化》，這與我在比較文學領域的長期學習和積累密切相關。2003年，我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后，導師劉象愚教授說，樂黛云老師正在編一套叢書，名為“東學西漸叢書”，與此前湯一介先生主編“西學東漸叢書”正好相呼應。你的博士論文題目正好與叢書主題一致，可以聯(lián)系樂老師，看看能否納入叢書之中。于是我聯(lián)系了樂老師，樂老師很快通過電子郵件回信：“Dear艷兵，寄來資料都收到，很希望你能加盟我們的叢書。這套書四本已和首都師大出版社簽訂合同，明年底出書，我一定盡量說服他們再加一本，希望盡快有好消息告訴你。請參閱‘跨文化研究中心網站·研究項目’www.pku.edu.cn/academic/ccs/ ，樂?！边@是2003年7月3日的郵件。20多年前的電子郵件，居然還能從網上查找回來，實乃幸事。后面事情進展很順利，我很快就收到了出版社的合同。2003年前后，可以說是中國學術著作出版最困難的時候。在商品大潮的沖擊下，學術成果的出版變得越來越可有可無，而科研項目、出版補貼此時不僅稀少，且不易申請。這套叢書的出版不僅無需支付出版費，且有稿酬（一次性稿酬），實屬不易。
樂先生為這套叢書撰寫了《總序》。她認為，近年來，“有關中西文化關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別是漢學（中國學）研究更是蓬勃發(fā)展。新世紀以來，出現(xiàn)了《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14卷，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統(tǒng)總結性的大型綜合叢書，引起了廣泛關注，前者還獲得了國家圖書大獎。但總的說來，顯然研究西方對中國的影響的著作較多，從反方向研究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影響的專著卻相對較少，尤其缺少這方面的綜合性系統(tǒng)研究。特別是對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國文化因素，更是幾乎付諸闕如！”樂先生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我們在研究中西文化關系方面的不平衡現(xiàn)象，并立即著手改變這種不平衡，這充分體現(xiàn)了樂先生在比較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意識，以及樂先生的遠見卓識。
毋庸置疑，西方主流文化“從中國文化汲取了至關重要的靈感和啟迪”，當然，“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包括誤讀、改寫、吸收和重建，這種研究不是一般通性的漢學研究所能代替的?！笨傊?，“從意識形態(tài)到烏托邦構成了一道光譜，顯示著西方文化主流學者對中國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層面?！辫b于此，樂先生主編的這套叢書，“意在對這個充滿著誤讀、盲點和過度詮釋，同時又閃耀著創(chuàng)意、靈性和發(fā)展的非常復雜的過程進行饒有興味的探索，比較全面、系統(tǒng)地梳理中國文化進入世界文化主流的歷史現(xiàn)象，對在這方面有重大貢獻的代表性歷史人物，進行系統(tǒng)研究”。這套叢書原來有以下4本：《萊布尼茨與中國文化》《白璧德與中國文化》《史耐德與中國文化》《龐德與中國文化》，后來又加入了我的那本《卡夫卡與中國文化》。
現(xiàn)在重讀樂先生的這番話，仍然極有意義。我當初寫作《卡夫卡與中國文化》雖然并非遵循著樂先生的思路，但其主旨立意其實與她的相同或相近。20世紀，偉大的猶太德語作家卡夫卡特別鐘情于中國文化，他甚至說自己就是一個中國人。他閱讀了大量經過翻譯的中國典籍、詩歌、傳說故事，認真研究過西方學者撰寫的有關中國及東方的著述，翻閱過許多西方旅行家、神職人員、記者、軍人、商人等撰寫的旅行記或回憶錄?？ǚ蚩ㄔ谒臅?、日記或談話中多次談及中國文化，對中國古代哲學非常崇拜和贊賞。他“從中國文化汲取了至關重要的靈感和啟迪”，盡管在世的時候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沒有成為西方文化的主流，但在他去世后不久，尤其是在今天已成為絕對的主流，他已從西方文化的邊緣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他在作品中經常描繪中國，或以中國為故事發(fā)生的背景與創(chuàng)作題材，他的作品常常與中國文化思想有著某種或隱或顯的相似性和一致性?？ǚ蚩ǖ囊簧笾陆洑v了想象中國、閱讀中國、描繪中國和創(chuàng)作中國這一過程，用德語建造一座不朽的“萬里長城”，但其中當然也“包括誤讀、改寫、吸收和重建”。《卡夫卡與中國文化》一書的寫作意圖就是對卡夫卡充滿“誤讀、盲點”，“同時又閃耀著創(chuàng)意、靈性和發(fā)展的非常復雜的過程進行饒有興味的探索”，進而梳理和探究中國文化經由卡夫卡進入世界主流文化的這一歷史現(xiàn)象。大概可以說，樂先生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的這本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闡述和體現(xiàn)。
不過這套叢書的出版并沒有那么順利，樂先生說預計2004年年底出版，實際上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版。這期間我們還有過一次作者座談會，地點選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餐廳。當時參會的除了樂老師外，還有孟華教授和鐘玲教授。這套叢書出版后在海內外頗有些影響。2007年3月30日首都師范大學舉辦了“中學西漸”叢書出版座談會，叢書主編樂黛云和著名學者湯一介等出席了會議。這套叢書策劃出版歷時5年，與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一套由湯一介先生主編的《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叢書交相輝映，形成了學術圖書出版歷程的一個里程碑。
大約十年后，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策劃再版修訂這套叢書，樂黛云先生也一直關注并希望這套叢書能修訂再版。2019年，這套叢書再版時樂先生補寫了一段話：“2006年我們推出了中學西漸叢書第一輯5種，第一輯出版后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在此基礎上，我們又著手推動叢書的后續(xù)著作出版事宜，策劃了《中國禪與美國文學》《黑塞與中國文化》《伏爾泰與中國文化》《容格與中國文化》《布萊希特與中國文化》，并根據(jù)讀者的反饋對第一輯予以修訂。”樂先生惦記著這套叢書，當這十種圖書一并出齊時，這套叢書也終于有了相當?shù)囊?guī)模。
關于叢書之一《卡夫卡與中國文化》，趙山奎教授寫道：“卡夫卡已成為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最重要對象之一，但對于卡夫卡這樣一個鐘情于中國文化、從中國文化汲取意象和創(chuàng)作靈感并將其體現(xiàn)在作品中的作家，（我們）長期以來竟幾乎忽略了對卡夫卡與中國文化之間復雜關系的系統(tǒng)探討。事實上，卡夫卡雖然沒有親歷中國，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建構的中國想象的背后卻無疑滲透著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化的某些共同性的理解和誤讀，也包含著更多的創(chuàng)造性因素，其跨文化研究的價值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卡夫卡與中國文化》一書，可以說是在這方面進行了一次有意義的開拓，這是一部“閃耀著創(chuàng)意和靈性”的著作。近年來，西方漢學家的著作源源不斷地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與之相呼應，中國學者研究西學的著作也應該被翻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2018年，《卡夫卡與中國文化》獲批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該書由李元教授翻譯成英文“Franz Kaf?ka and Chinese Culture”，2022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ǚ蚩◤臍W洲來到中國，又從中國走向世界。
我與樂先生的二三事從1996年開始，迄今已接近30年，如果從我最初接觸比較文學開始，那就將近40年了。從這三件事的發(fā)展邏輯來看，沒有第一件，就沒有第二件，也就更沒有第三件事了。如果換一種方式生活，那就沒有今天的我，可能就是今天的另一個“我”了。過去的事實成為歷史，過去的歷史沒有假設。與這三件事糾纏在一起的40年，可以說也見證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萌生、確立、發(fā)展、繁榮，由鼎盛而開始向多元化發(fā)展，借用湯用彤先生贈送樂黛云先生的二字，最后也漸漸“沉潛”下去了。樂先生的一生見證了一個時代的開始與結束。樂先生的逝去，是中國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重大損失，更是中國比較文學界的巨大損失，但樂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
（作者為山西大學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