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泰戈爾在北京
今年是印度詩人、文學家泰戈爾首次訪華100周年。泰戈爾在訪華前曾說，此次訪問無關(guān)宗教與政治，目的是要恢復中斷已久的印中文化交流。
泰戈爾訪華期間，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隨著他的到來，泰戈爾的作品在中國廣泛傳播，影響了中國一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
在華期間，泰戈爾在北京逗留長達三周，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戈爾祖父輩到過中國
1924年4月12日，一位白發(fā)蒼蒼的老人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位老人叫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他是印度偉大的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和哲學家。他抱著對中華土地的無限熱愛，抵達了上海。
泰戈爾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富裕家庭。家庭里的長輩十分精通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根據(jù)英德拉·納特·喬杜里的《泰戈爾筆下的中國形象》記載，泰戈爾的父親戴賓德納特·泰戈爾及祖父德瓦爾伽納特·泰戈爾都曾訪問過中國。良好的家庭氛圍和寬裕的家庭條件，培養(yǎng)了他愛讀書的興趣，他從小就被《天方夜譚》里的中國所吸引。
據(jù)1924年《晨報》的消息，泰戈爾是“應(yīng)講學社之聘來華演講的”，這種說法也被大多數(shù)人認同。不過，當時的《興華》雜志，在“中外大事撮要”一欄記錄到泰戈爾此次前來，不是講學社請的，與北大無關(guān)，徐志摩為招待，王統(tǒng)照為筆記，都是私人關(guān)系。
哪種說法正確？要解答這些疑惑，我們就要從歷史的只言片語中找尋到蛛絲馬跡。
據(jù)清華大學校史記錄，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赴美考察，邀請知名教授訪華演講。當時，中國的話語權(quán)式微，蔡元培屢遭婉拒。不過，有一位例外。那就是在1913年憑借《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
1920年，泰戈爾在歐美訪問，并掀起了一陣“泰戈爾熱”。蔡元培和泰戈爾在歐美的活動時間，幾乎是同一時期。
1920年11月30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馮友蘭，幾經(jīng)波折來到了正在紐約演講的泰戈爾的住處。
馮友蘭在《與印度泰谷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觀）》中這樣記載了當時的場景：
泰戈爾說：“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為我素所敬愛。我以前到日本沒到中國，至今以為遺憾。然而，我終究必要到中國去一次的。”而馮友蘭也邀請道：“現(xiàn)在中國人民的知識欲望，非常發(fā)達；你要能到中國一行，自然要大受歡迎。”
也許正是這次表態(tài)，促成了泰戈爾訪華的行程。事情也不是一帆風順，1923年4月，英國人恩厚之作為泰戈爾中國之行的總管理人到北大聯(lián)系泰戈爾訪華事宜，不想?yún)s遭到了拒絕。原來，這兩年之間，北大經(jīng)歷了極大的動蕩。在恩厚之到達北京的三個月前，蔡元培已辭去了北大校長一職。此時的北大，處于極大的動蕩之中，老師欠薪是家常便飯，在這種情況下，花重金聘請國際知名教授的講座自然是不能繼續(xù)了。
在《孫中山文集》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24年3月，泰戈爾是應(yīng)講學社梁啟超、蔡元培的邀請來華。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也記載，泰戈爾也是應(yīng)一個文學團體的邀請來到北京的。由此可見，泰戈爾訪華的直接原因是梁啟超、蔡元培等人以講學社名義的邀請，只不過此間經(jīng)歷了種種曲折，導致出現(xiàn)了多種說法。最終經(jīng)過四年的時間，泰戈爾對中國的熱愛與向往，隨著輪船漸漸靠近上海匯山碼頭而落地生根。
在北京的行程長達三周
1924年4月19日的《晨報副刊》，刊登了徐志摩的《泰谷爾最近消息》。文中提到泰戈爾的行程被安排得滿滿當當，“一行人在北京大概只有三個星期耽擱，在中國一起也不過六個星期。”
4月14日早晨泰戈爾乘車到達杭州，16日晚就乘車回了上海，17日在上海召開大會。18日又到南京，20日北上，沿途經(jīng)曲阜、泰山、濟南等地，4月23日晚上7時15分，泰戈爾乘列車抵達北京。文化界、教育界、學界、政界等名流均到東車站（即正陽門東車站，如今的中國鐵道博物館正陽門館）歡迎。
當年4月24日的《民生報》，將這一場面描寫得非常詳細，當日人群之繁多，歡迎之熱烈如在眼前：
鵠候半小時，車始抵站，泰氏坐在最后頭等車，各歡迎人向后狂奔，歡呼鼓掌，聲如雷震。泰氏下車，向歡迎人揚手為禮，穿青色長袍，帶絳色冠，蒼髯滿頰，目光閃閃，而身體特長，岸然道貌，令人有肅然起敬之意。當由歡迎人蜂擁出站。
泰戈爾在北京受到了各界的盛情邀請。北京的文化界、學術(shù)界先是在天壇草坪上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泰戈爾登臺發(fā)表自己的演講，徐志摩和林徽因等人進行翻譯。此后，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同人邀請?zhí)└隊柷巴ㄔ此沦p丁香花。林徽因和徐志摩陪著泰戈爾，走在青石板路上，伴著陣陣花香，留下了那張眾人熟知的“松竹梅”三人合照。1924年4月30日的《民國日報》刊載了泰戈爾的一段話：“我想繼續(xù)印度以前到中國來的大師所未盡的事業(yè)，此種責任，我與中國青年共同負之。”
泰戈爾通過莊士敦的介紹，還與宣統(tǒng)皇帝溥儀在紫禁城見面。1919年初，莊士敦通過李鴻章的兒子李經(jīng)邁介紹，來到紫禁城擔任溥儀的西洋教師，而他也是泰戈爾的好友。莊士敦曾說過：“我希望泰戈爾在他沒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禮貌和尊嚴的中國之前，不應(yīng)離開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談及泰戈爾，并請求允許他到紫禁城來。”
于是，溥儀在閱讀了泰戈爾的詩集和文選之后，答應(yīng)邀請?zhí)└隊柸雽m，他們在紫禁城的后宮御花園會面，由帝師莊士敦和遺老總管鄭孝胥陪同。會面的地點選在故宮御花園西南部的養(yǎng)性齋。在莊士敦的翻譯下，兩人交談甚歡。
協(xié)和禮堂里為泰戈爾慶生
4月29日，泰戈爾同徐志摩、恩厚之同往清華大學，并在清華大學工字廳下榻，其間受到了師生的熱烈歡迎。泰戈爾在清華發(fā)表了極為感人的演講，他說：“因此我竭我的至誠懇求你們不要錯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萬不要理會那惡俗的力量的引誘，誕妄的巨體的叫喚，擁積的時尚與無意識，無目的的營利的誘惑。”泰戈爾懷著熱忱之心，勸勉中國的青年永遠不要忘了自己的文明，永遠不要忘了自己的民族氣節(jié)。
除了演講之外，泰戈爾在此期間與北京各大名家均有交流。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凌叔華就是在這期間和泰戈爾相識。凌叔華從小便喜好詩詞書畫，六歲就拜了怪才辜鴻銘為師。當時作為燕京大學的高材生，凌叔華被推舉為歡迎泰戈爾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遠道而來的詩人的正是徐志摩和陳西瀅。也是在這次茶話會上，凌叔華結(jié)識了徐志摩和陳西瀅。后來，凌叔華和陳西瀅結(jié)了婚，與徐志摩也是“永久的文學上的朋友”。
泰戈爾訪華的高潮，是5月7日在北京給他慶祝生日。
在北京東單三條協(xié)和的小禮堂里，胡適主持壽禮。之后是梁啟超主持的贈名典禮：“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過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lián)結(jié)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
“竺震旦”這個中國名字是大家送給泰戈爾的禮物。這位64歲的老人，在夢想中的中國，獲得了嶄新的身份。
生日會上還上演了精心編排的戲劇《齊德拉》。早在1923年7月30日，梁啟超、徐志摩就商議著要翻譯泰戈爾的劇本，為訪華做著準備，并與張彭春商議導演事宜，新月社成員負責表演，參演者多為徐志摩的好友，且均是當時京城的文化界名人。當大幕緩緩拉開，林徽因和徐志摩穿著精心準備的古代服飾，用流利的英語表演著絕美的愛情故事，借鑒了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舞臺布景顯得格外莊重華美。在中國的舞臺上，《齊德拉》煥發(fā)出了新的光彩。
梅蘭芳為泰戈爾專演《洛神》
除了《齊德拉》以外，泰戈爾還欣賞了中國的傳統(tǒng)戲曲。梅蘭芳在5月19日晚把泰戈爾一行請到開明戲院，專為他們演了一出新編京劇——《洛神》。泰戈爾十分重視，也十分喜愛。演出結(jié)束后，梅蘭芳和泰戈爾一同交談，并對舞臺布置、唱詞唱腔等問題進行交流。梅蘭芳還和泰戈爾在扇子上互相題詞。30多年后，為紀念泰戈爾誕辰100周年，梅蘭芳請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爾文學的吳曉鈴和石真兩位教授，將泰戈爾贈給他的那首詩譯成了白話體：
親愛的，你用我不懂的
語言的面紗，
遮蓋著你的容顏，
正像那遙望如同一脈
縹緲的云霞，
被水霧籠罩著的峰巒。
5月20日晚，泰戈爾離開北京赴太原。當他走出寓所時，有人問他落下什么東西沒有，他傷感地搖搖頭說：“除了我的一顆心?！?/p>
梅蘭芳特意趕到車站為詩人送行，泰戈爾說：“兩三年后我還會再來。我愛北京的淳樸的風俗，愛北京的建筑文物，愛北京的朋友，特別使我留戀的是北京的樹木。我看過倫敦、巴黎、華盛頓，都沒有看到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國人有北京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驕傲的?！?/p>
泰戈爾在北京的旅途談不上十全十美，但是，他真實地感受到了北京這座城市的美好，他深深喜愛上了這座城市的氣質(zhì)。在泰戈爾眼中，北京的古樸建筑即使是帶有簡單裝潢的平常店鋪，都是人類集合的極美表現(xiàn)。他這樣說：“能愛實體的事物卻不過分地粘戀，而且能給他們一種優(yōu)美的意致，這是一樁偉大的服務(wù)?！?/p>
如果說《天方夜譚》是泰戈爾對中國最初的印象，此次中國之旅則是對其心目中的中國的一場“驗證”。結(jié)果顯然是令人滿意的，在泰戈爾離開中國前的告別辭中，他說愿意為溝通中印文化交流提供渠道。
回到印度后，泰戈爾積極溝通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在譚云山的支持下，中印學會和中國學院在印度成立，為兩國交流提供了固定的場所，使兩國文化交流向更深層次發(fā)展。
1929年3月，泰戈爾途經(jīng)中國上海，再次停留中國，這一晚他與徐志摩侃侃而談，自五年前離開中國后，他對中國的愛，只增不減。
正如泰戈爾自己所言：“我初時立這宏愿，覺著有種偉大聲浪，從黑暗中發(fā)出來，激動我們，并引導我們走到光明仁愛的路上去。我到中國來，能夠把這點意思得到中國人的了解，并且使中印文化，重行溝通，這是我心中很滿足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