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學宭的學術跟隨與學術預流
近現(xiàn)代學人日記與書信是研究的富礦，保留了近現(xiàn)代學術史以及學界如何走到今天的種種痕跡。就中對學人個體成長的記錄，更是學術史難得的過程性微觀案例。以現(xiàn)代著名音韻學家嚴學宭（1910-1991，江西分宜人）為例，日記提供了觀測其學術聲譽崛起及前瞻性學術眼光的必要資料，而書信則為管窺其交游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嚴學宭早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師從羅常培（1899-1958）、魏建功（1901-1980）等人，后在中山大學、湖南大學、中南民族學院、華中師范學院、華中工學院等校任教。有關嚴學宭的生平及學術成就，嚴氏《八十自述》及其弟子劉寶俊《嚴學宭評傳》（中華書局，2020）有詳細的勾勒。不過，這類描繪多是事后明見，是人生與學術的回看。倘回到歷史現(xiàn)場，翻閱日記與書信這類有溫度的材料，細繹嚴學宭身上的光輝與瑕疵，則可見一位學者如何從學術跟隨走向學術預流。
一、改變學術困境的頻繁提問惹惱了老師
早年的嚴學宭并非默默無聞，抗戰(zhàn)前在北京大學就讀時，他就出現(xiàn)在胡適（1891-1962）日記中。胡適1937年1月9日日記載:“第一次文科研究所文學部研究生報告。報告者三人：李棪，高慶賜，嚴學宭?！边@一次，嚴學宭報告的論文是《大徐本說文反切的音系》。除胡適外，聆聽報告的尚有傅斯年（1896-1950）、羅常培、唐蘭（1902-1979）、馬裕藻（1878-1945）、魏建功等人。此期，與嚴學宭往來密切的還有馬衡（1881-1955）等人。如此煊赫的師承，為嚴學宭的學術生涯提供了有力保障，卻不保證未來的成功。事實上，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嚴學宭徘徊在江西的中學及大學任教，學術前景堪憂。
馬衡書陸游詩贈嚴學宭。許習文供圖
好在，游蕩在學界邊緣的嚴學宭并不氣餒，而始終與遠方的老師們保持密切聯(lián)系。他頻繁去信請教本師羅常培，以致于羅常培甚至一度拒絕回信。在一封信中，羅常培忍不住發(fā)一通牢騷道：“學窘：不是我不答你的信，實在是你所需要的太多，而我又太忙的緣故。你想，在北平的時候，我大大小小共有七個助手，心境是如何的舒適，生活是如何的安定。現(xiàn)在呢，什么事都得自己動手，搜材料，起草，謄清，校對，教書，辦公，應酬朋友，訓導學生，跑警報，料理日常生活，甚至于洗衣服縫破綻，都得自己去做！這樣一來，哪里還有工夫給你們這些漸漸可以獨立研究的人去作高等助理員？在一塊兒常見面，幾分鐘，幾句話，也許指示你一條明路；寫起信來就沒那么簡單，一來就得半天，請問在昆明現(xiàn)狀之下，半天的閑暇，是多么難得？所以希望你原諒我以前，并希望以后再發(fā)問時，應該顧慮到我的時間。……好久沒寫這么長信了，你應該謝謝我！再者以后凡引用師說處都該聲明，這是治學的態(tài)度?！奶?，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在新泉鎮(zhèn)寶臺山北大文科研究所?！边@封信的責怪意味很濃，因嚴學宭的來信頗有些冒犯。首先，嚴學宭不曾充分考慮羅常培的學術與生活狀況，高頻度地向老師發(fā)問。其次，嚴學宭所提的問題有些未免過于簡單，甚至于把羅常培當“高等助理員”使用。這在老輩學人那里，無疑是不負責任的。與之相類似，程千帆（1913-2000）寫信給學生吳代芳也提到：“我有這么一個倒楣脾氣，總想留一點事讓問者自己去做，希望他們從實踐中得到的東西更牢靠一些?！械耐荆约翰淮罂蟿幽X筋，卻把老頭子當類書、字典翻，使人啼笑皆非?！贝笾屡c羅常培見解相同。而這，無疑也正是羅常培所不滿的。
況且，嚴學宭還疏忽了學術規(guī)范，征引師說而不聲明出處，這也令羅常培不快。卻由于他們終于是師生，故面對嚴學宭種種不合理的請求，羅常培起初報以沉默，而終于回了長長的一通信，且一并給嚴學宭指示了研究方向。此后，嚴學宭沿著老師指明的道路，很快取得諸多標志性成果。最終，1945年，年僅三十五歲的嚴學宭就出任中山大學教授。
二、親密學術關系網(wǎng)的編織
勇于發(fā)問、不懈提問，是嚴學宭在學界立身的根本，而善于建立并發(fā)展緊密的學術關系，則是他在學界縱橫數(shù)十年的又一特殊本領。1945年至1949年間，嚴學宭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與詹安泰（1902-1967）、鐘敬文（1903-2002）、王力（1900-1986）等人都建立了親密的關系。詹安泰曾書《鷓鴣天》一詞相贈。而鐘敬文，更因嚴學宭曾搭救其于囹圄，直至晚年也時有書信往來。
詹安泰贈予嚴學宭的自書詞作，嚴學宭一直掛在家中墻壁。許習文供圖
圖中右立老者即嚴學宭。許習文供圖
不過，或許因鐘敬文先生太長壽且交游廣泛，以致于他的學生們也弄不清楚嚴學宭究竟是誰。2018年出版的《鐘敬文全集》第十四卷《學術書信卷》中，收錄了嚴學宭致鐘敬文兩通信，只是釋文中的嚴學宭都錯成“嚴學宸”，末附《鐘敬文往來書信主要學者簡介》也不見“嚴學宭/嚴學宸”的蹤影。拋開這些疏誤來說，這兩封信對揭示嚴學宭與鐘敬文的交往頗有價值。其中一封唁函，是嚴學宭哀悼鐘敬文夫人陳秋帆（1909-1984）逝世的，寫于1984年6月16日，信中提及“我跟您們兩位心情相隨達四十年”，可見自1945年在中山大學相交以來，兩家人數(shù)十年來交情不減。
嚴學宭1984年致鐘敬文信
此后兩人續(xù)有交往，不過來自書信的證據(jù)今已難覓，今所見兩人交往最后一封信或在1989年。其時嚴學宭兒子在北京拜訪鐘敬文，獲悉鐘敬文當年五月有廣西講學計劃。嚴學宭聽聞后，當即決定邀請鐘敬文來武漢，到華中理工大學講座，并游覽黃鶴樓。不過，或因時局變化，鐘敬文最終未能成行。另外，嚴學宭還告知鐘敬文自己正在寫作《中國文化史研究導論》，并引用了鐘敬文“文化分層理論”，撰成《中國漢族上層學術文化的主旋律》等文章。
嚴學宭1989年致鐘敬文信
在信件末尾，嚴學宭特別指出：“乞再賜有關論述，當前求新易，求舊難?！边@一判斷充分顯示嚴學宭敏銳的學術嗅覺。在八十年代大談新理論、新方法之際，原本時常趨新的嚴學宭轉而關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且連續(xù)寫了《廣韻導讀》等專著。由此可知嚴學宭雖研究舊文化，卻并不從舊，而始終以新的學術眼光審視舊文化。他注意到八十年代鐘敬文重提的“民間文化”概念即是一例。他對陳獨秀（1879-1942）《小學識字教本》的珍視，同樣是敏銳學術眼光的體現(xiàn)。
陳獨秀在1940年代撰成《小學識字教本》之后，國立編譯館油印50冊，其中一冊交給其摯友、中山大學校長王星拱（1888-1949），1946年，王氏將此書借與嚴學宭，嚴學宭“擊節(jié)諷誦，愛不忍釋”，當即抄錄一份，珍護有年。改革開放后，嚴學宭積極謀劃此書的再版，在他的促成下，巴蜀書社終于在1995年重印此書。
嚴學宭對學問的認可及其趨新的精神，使他往往能有所斬獲，從而與學界前沿人物保持密切聯(lián)系。而他善于編織學術交游網(wǎng)絡，還在于他總是虛心求教，真誠地對待他所認可的學術前輩。由于這樣的緣故，他總能收獲許多前輩的關心。在嚴學宭任教中山大學期間，楊樹達（1887-1956）于1948年從長沙移硯廣州，兩人很快建立密切聯(lián)系。楊樹達1948年4月23日日記云：“飯后出席中文研究會歡迎會。王了一、嚴子君、吳辛旨皆于余為過譽之辭。”這是嚴學宭對楊樹達由衷的稱譽。在欽慕的前輩面前，嚴學宭總是十分坦誠，以致于和楊樹達雜談，甚至于“極言駱鴻凱之不德”（楊樹達1948年5月14日日記）。這種由衷的傾慕及赤忱的熱絡，很快打動了楊樹達。楊樹達1948年5月19日日記載，“嚴學宭來，余以講義四種贈之（《古文字研究》《語源學附録一至十六》《銅器銘文甲》《銅器銘文研究》）。嚴君精讀余所著書，傾服甚至，屢示求教之意，至懇摯，故以講義附付之也?！碧然蛭覀兠髁藝缹W宭求教乃師羅常培的不厭其煩，便可以想見他在中山大學積極從楊樹達問學的場景了。而晚年的楊樹達恰恰對他人的稱許比較在意，故兩人年輩相差頗大，卻至于一見如故，情好日密。
事實上，在中山大學其間，嚴學宭已成為楊樹達不可或缺的信息源。如楊樹達1948年3月24日日記云：“晨，嚴學宭來，言邱大年之子由北平來，言北平紀律甚佳，學校大都一切如故，但言論不大自由耳?！?948年4月14日日記云：“晚，嚴學宭來談，云聞之在香港友人郭沫若讀余《叔夷鐘》《曾侯簠》兩跋，皆表示佩服之意。郭曾貽書于余，略不及此，以余論金文于渠有微詞，故雖?叔之釋，渠仍示不滿。此君雖從事學問，仍不免政客習氣也?！睆臈顦溥_日記所載各類言談看，嚴學宭對楊樹達頗為尊敬，且很快獲得楊樹達的信任，兩人談話時常觸及時局與學術的敏感話題。
當楊樹達離開中山大學之后，有關中山大學情況及遺留事務，他也一并交由嚴學宭處理。如楊樹達1948年7月14日日記云：“戒甫入城，從其家人得嚴學宭來書，讀之，得知中大情狀。”同年9月7日日記云：“復作信數(shù)事與學宭，請其留意女仆家具?！边@表明，楊樹達把離開中大以后的雜事都委托給嚴學宭辦理了。或正由于楊樹達的關系，嚴學宭在1949年甚至被湖南大學文學院聘為教授。據(jù)《國立湖南大學教員名冊（一九四九年）》記載，本年嚴學宭被新聘為湖南大學教授，月薪600斤大米（因彼時通貨膨脹嚴重，教職工工資只好以大米計算）。此時，同在湖南大學任教的楊樹達、譚戒甫等著名教授的月薪是640斤大米，而馬宗霍、譚丕模等知名教授的月薪也是600斤大米，而新文學作家王西彥（1914-1999）的月薪只有520斤大米。由此可知湖南大學對嚴學宭的器重。不過嚴學宭是否最終受聘，來湖南大學任教多久，尚未可知。
《國立湖南大學教員名冊（一九四九年）》所載嚴學宭、王西彥等人薪酬信息。圖片源自湖南大學檔案館
幾年以后，嚴學宭輾轉到中南民族學院任教，偶來長沙，楊樹達也極盡地主之誼。楊氏1953年6月24日日記云：“嚴學宭由武昌來。邀至合作社午飯。飯后小寢。閲《群書跋文》。五時勝利齋訪嚴?！贝撕髷?shù)日兩人每日都有往來，至6月28日日記云：“譚戒甫約午飯。赴之，宴學宭也。”大概是為嚴學宭餞行。這一年楊樹達已是78歲高齡了，對舊日共事的晚輩仍曲盡禮數(shù)，由此不難推想嚴學宭得楊樹達愛護之深。
三、“因時的前瞻”：嚴學宭的學術構想及其余響
在陳寅?。?890-1969）提出學者的預流問題之后，學者們對自身境遇及研究位置不免都有些許定位意識。無論是在整個學術史長河中，抑或是在短時期的學術前沿中，學者總試圖把準自己的位置和前進方向。老實說，學術的預流，太慢了，容易落伍，就要被學界淘汰；太快了，旁人跟不上，曲高和寡，也難以形成較大影響力。在主流學術的“最近發(fā)展區(qū)”（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中，捕捉新方向，大概是引領學術前沿的不二法門。學者的預流如此，而學科發(fā)展的前瞻策略，也往往有類似的道理。
華中科技大學（原華中工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作為工科院校辦文科的一個典型，與其早期的設計者、華中工學院老校長朱九思（1916-2015）的規(guī)劃有關。朱原是老革命家，有許多前瞻性的規(guī)劃，如大量招徠儲備人才，制定科學的遠景規(guī)劃等，對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華中工學院的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朱九思在將麻省理工學院確立為華中工學院追隨和學習的目標后，決定建設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正好彼時華中師范學院老領導嚴學宭即將退休。朱九思將想法告知嚴學宭，二人長談之后，一拍即合，嚴學宭便著手建立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所。
1980年代，遇著機會，活躍的學者定然輾轉騰挪，使出渾身解數(shù)。在嚴學宭而言，則不僅積極聯(lián)絡各方學者，籌建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等，也致力于創(chuàng)辦《語言研究》這一學術刊物。通過學會和刊物，不斷拓展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所與國內外各學術機構及學者的聯(lián)系。此外，由于嚴學宭被選為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會長，且陸續(xù)組織數(shù)期音韻學研究班，使新成立的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所成為學界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
1986年，《語言研究》編輯部函請《中國語文》編輯王顯先生審稿。原件藏湖南大學文學院資料室。
嚴學宭并不滿足于研究所的驚艷亮相，他深知對人文學科而言，作為根基的圖書文獻的積累異常關鍵。當他從舊日同學吳曉鈴（1914-1995）處探聽到原北京大學副校長、中文系主任魏建功教授身故后，家屬擬出讓魏氏舊藏圖書時，毅然向朱九思建言購買。這批藏書包括將近1萬冊線裝書，其中相當部分正是語言學文獻，這為新生的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所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盡管日后這批資料在大多數(shù)時候塵封資料室，但一些魏建功細密批校的音韻學等資料，仍然沾溉了不少學者，盡管一些人可能并未明言。
購買大宗學術專藏文獻這樣的機緣并不總能出現(xiàn)，而日常的文獻交流，對一家新生的研究機構而言，顯然更為重要。在這方面，嚴學宭再次展現(xiàn)了強大的活動能力。今存程千帆《閑堂日記》僅有六次提及嚴學宭，卻記載了南京大學中文系與華中工學院一段未遂的合作。程千帆1984年10月23日日記載，“得嚴學宭函”。1985年1月20日復信嚴學宭。此后未見兩人書信往來，直至1985年8月26日日記云：“魯國堯來告嚴學宭要增代表4人?！边@些交往大概都是指向1985年，由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中國訓詁學會、中國音韻學研究會、中國語言學會江蘇省分會等六家單位發(fā)起的紀念黃侃（1886-1935）誕生一百周年、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嚴學宭致信程千帆，大概是討論這次會議籌備工作，且積極向組委會提請增加參會代表名額。
1985年10月程千帆抵達武漢參加武漢會場的活動，13日訪嚴學宭未果。16日會議結束。18日程千帆及部分參會的其他代表乘船，順江而下抵達南京，參加南京會場的活動。在船上，程千帆與嚴學宭見面，且達成初步合作意向。程千帆1985年10月19日日記云：“和嚴學宭交談，約定南大中文系和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所合作：（1）交換資料；（2）外國專家來講學，互通消息；（3）華工已有電腦，并已存儲若干信息，可供南大使用（《現(xiàn)代漢語字典》包括在內）。”用時下話語來說，是南京大學中文系與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所達成戰(zhàn)略合作框架協(xié)議，包括文獻資源的交換、對外學術交流信息的互通等。根據(jù)這份口頭協(xié)議，可見華中工學院已經(jīng)開始利用計算機進行典籍數(shù)據(jù)積累，基礎工具書如《現(xiàn)代漢語字典》等率先完成數(shù)字化。這為這所院校的中華典籍數(shù)字化研究埋下了一粒種子。二十一世紀初，華中科技大學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漢語言文字典籍資料數(shù)字化研究”等，完成了《釋名疏證補》《爾雅義疏》等典籍的數(shù)字化工作，根源當在嚴學宭的早期規(guī)劃。
不過，雙方的口頭協(xié)議最終可能并未落地?！堕e堂日記》1986年3月31日云，“得嚴學宭函?！贝撕笪丛僖娪嘘P嚴學宭的記載。個中原因何在？大約與程千帆不贊同計算機過多介入文學研究的理念有關。張宏生曾注意到程千帆對古籍數(shù)據(jù)庫和計算機介入的關注，認為早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程先生對此就有很深入的思考。他說：“師兄張三夕教授一向思維活躍，勇于嘗試新生事物，他在1996年就對傳統(tǒng)的記誦之學和電腦的關系有過思考，并寫信將自己的想法和程先生交流，12月7日，程先生給三夕兄回信說：‘電腦可代替記誦之學，事不盡然。對于用翻書來代替讀書的人，自然是如此，如果將古今杰作反復鉆研，使其精神命脈，溶于骨髓，則非反復涵潤不可。這決不是機器可以代替的。杜甫即使有毫無錯誤的軟盤，也達不到所說的“熟精文選理”的境界。’”（張宏生《〈閑堂書簡〉中的程千帆先生》，《文匯學人》2024年2月28日第8版）從《閑堂日記》披露信息看，至少在1985年底，程千帆已經(jīng)留意到計算機介入古代文學研究的新趨向，但他終高度懷疑新技術的介入。在此，嚴學宭與程千帆分道揚鑣了。而從上世紀末的古籍數(shù)字化到今天如火如荼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古代文學研究在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前景仍未明朗。一方面，新技術的輔助作用及部分替代貢獻無須否認；另一方面，古代經(jīng)典作品研究的靈犀一指，迄今看不到人工智能染指的任何可能。
學術理念的分歧與各自堅守，最終令嚴學宭與程千帆的口頭協(xié)定宣告流產(chǎn)，而他們沿著各自學術道路前行，也分別留下了令人深思的學術遺產(chǎn)。順江而下的程千帆在南京大學培育了大批弟子，“把一度式微的南大中文重新帶入了一個時代的高點”（陳云松語）。而嚴學宭則告別曾主政的中南民族學院和華中師范學院，在華中工學院建立中國語言研究所，為這所工科大學埋下了因時代和科技而不斷變化的傳統(tǒng)文史研究的種子。
周祖謨題嚴學宭《八十自述》
幾年以后，嚴學宭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學行，這便是后來結集的《八十自述》。此書前有劉又辛、周祖謨等人題詞。在引言部分，嚴學宭說：“我所遭遇的時代，正是中西文化不斷相互碰撞，激蕩起一代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苦悶和矛盾。從這書中，讀者可以看到，時代促使我怎樣以西方文化的朝氣和銳氣來打掉陳舊文化傳統(tǒng)的暮氣和惰性，來改造自己的求學方法，又怎樣把握、吸收、融會和轉化西方文化，來充實自身，發(fā)展自身，走出一條開拓的新路?！睔w根結底，嚴學宭是一位成長于“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是常為新的。
嚴學宭舊藏《廣韻》，今藏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資料室。孫建奇供圖
在嚴學宭身后，最為珍貴的藏書捐獻給了他晚年工作的華中理工大學。我曾在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資料室，見過他舊藏的《廣韻》等書，天頭有細密的批校。我也見過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邵榮芬（1922-2015）給他寫的信，不過所談俱是家庭瑣事?？梢?，嚴學宭并未來得及整理舊日書稿和藏書，即匆匆離世。絕大的愿力及不懈的奮斗，未必均能在身前掙得應有的成績。至于今天，嚴學宭的學術地位及影響更是十分微弱。而大多數(shù)學人一生的收獲，更不如嚴學宭，何以他們還在孜孜不倦如西西弗斯般前行呢？或如嚴學宭先祖嚴嵩（1480-1567）所言，“遙知驛路經(jīng)行處，多在春山萬木中”。學海的行役雖苦，而畢竟有春山，有萬木，有會心一樂的春光。他們貪戀的是那一點點春光吧。借助日記和書信，我們部分地還原了嚴學宭的學術旅程及學術理想的細部，由此也不能不引發(fā)一點思考：如嚴學宭一般，在悲喜交集的大時代，不懈地提問，充滿激情地工作，這種類似儒家的進取方式，難道都是無意義的“內卷”？
（本文承翟新明、馬志立、唐志遠、孫建奇、薛欣琳等人幫忙指正，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