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不懂“世故”和“生存的策略”的“語文工作者” ——紀(jì)念葉圣陶先生誕辰130周年
葉圣陶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而他自己則說他“我不是什么家”，“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語文工作者”。今年是他老人家誕辰130周年（1894年10月28日），為了了解他的語文教育思想，我拜讀了很多評介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張中行的《學(xué)而不厭 誨人不倦——記葉老重視語言和文風(fēng)的二三事》（劉國正 畢養(yǎng)賽主編：《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談“語言和文風(fēng)”，當(dāng)然離不開“人”。張中行稱贊葉圣陶“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進而說到葉圣陶“謙虛而懇切”，“一以貫之”的“寬厚待人”，文中寫道：
葉圣陶先生待人厚，還有一次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會上發(fā)言。大概是“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大題目吧，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于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dāng)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風(fēng)，是對是錯，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這里我只能說說自己的感覺，那是：至少是某些時候，或從某個角度看，德的力量會比力大，因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于屋漏。
張中行比葉圣陶年輕十五歲，原本在北京貝滿中學(xué)任教，葉圣陶十分欣賞他在史學(xué)、哲學(xué)、文學(xué)上的知識和見識，就在1951年年初將他從貝滿中學(xué)調(diào)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語文教科書。從1951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多年間，葉圣陶處處信任張中行，常常把很重要的工作交給他做，請他為自己的童話集《稻草人》修潤文字，平時注意請張中行幫助校正他的“吳儂軟語”。他們彼此欣賞，彼此成就。張中行對葉圣陶的贊譽都是“知人之論”。
葉圣陶對自己要求很嚴，處處反求諸己，審視并糾正自己的不足，認認真真地開展“自我批評”，有一種“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自覺，朋友們都說他是近乎“完人”的“人”（張志公《圣陶先生永遠督促我上進》，《紀(jì)念葉圣陶文集》，蘇州吳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8年）。至于“當(dāng)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其實是對“人”的一種寬容、尊重和信任，張中行將這種寬容、尊重和信任稱之為“德”。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葉圣陶在公開場合勇于“自我批評”，這本身就有一種示范效應(yīng)，周圍的同事和朋友們受到感染，也會見賢思齊，懂得如何學(xué)會自處和自重，“努力爭取不愧于屋漏”。
然而，葉圣陶對人的寬容、尊重和信任，也容易讓人誤解，就連學(xué)者孫郁也說葉圣陶“在種種運動里能躲過劫運”是他“太忠厚，不愿意和人發(fā)生沖突”；葉圣陶這“善”，“是生存的策略”；說是“世故”，“也不能說沒有道理”；葉圣陶的朋友圈“乃中國讀書界少有的群落”“是保留了舊文人儒風(fēng)最多的一族。（《平生一片心 還待故人來——張中行和他的同時友人》，《北京青年報》2008年9月6日）葉圣陶廣交朋友，僅從《白釆》《玉諾的詩》《胡愈之先生的長處》《回憶瞿秋白先生》《紀(jì)念楊賢江先生》《紀(jì)念侯紹裘先生》《悼丁玲》《紀(jì)念雁冰兄》等散文中，就可以看到他能和各種各樣的人和諧相處，即便是個性比較怪異的詩人白采和徐玉諾，也能親密無間，他的朋友并非只是“舊文人儒風(fēng)最多的一族”。說葉圣陶“太忠厚”和“很善”，肯定沒有錯；可說他“在種種運動里能躲過劫運”，是靠了“世故”和“生存的策略”，就難以認同了。
葉圣陶在1949年1月寫的《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諸公》中說：“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fù)何求？ 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彼呀ㄔO(shè)新中國的工作比喻為像“背一筐土去堆山”，說自己決不肯“落在別人后頭”；雖說自己沒有才能，但也不怕難為情，敢于說明自己的志向。事實也正是如此。葉圣陶光明磊落，敢于“言志”，因而在1957年“反右”斗爭、1958年“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以及1966年“文革”初期，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之所以能“躲過劫運”，原因大致有三點：一是他名義上是“大官”，當(dāng)過出版總署副署長和教育部副部長，但沒有“實權(quán)”，從未負責(zé)主管過某“司”某“處”，他管的只是“教科書”，等同于只是一個“編輯”，夠不上“走資派”；二是主編教科書的工作確實離不開他。教科書“眾口難調(diào)”，無論編得有多用心，結(jié)果總還是批評多于表揚，尤其是《語文》課本，常常受到“左”的浪潮的沖擊，使得很多名家“急流勇退”，要找出人來頂替葉圣陶還真難；三是“人緣好”。葉圣陶“善”待人，相信“德的力量”“可以使人自重”，因而很少“當(dāng)面指摘人的短處”，“民怨”少，在歷次“運動”中也就會比較容易過“關(guān)”。
而對于工作和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葉圣陶則堅持原則，涇渭分明，敢說真話，從不沉默，憨厚剛直得連他自己也覺得是“發(fā)戇之舉”。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報》以增出一張四版的方式發(fā)表了胡喬木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胡喬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的觀點，敘述和總結(jié)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史，這是我黨三十年歷史的第一本簡明黨史。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于當(dāng)天全文播發(fā)，各地的報刊相繼全文轉(zhuǎn)載。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獻。雖說署名是胡喬木，但如此隆重地推出，明顯是來自最高領(lǐng)導(dǎo)層的決策，應(yīng)該誠心擁護。此時的葉圣陶與胡喬木在工作上也已經(jīng)有過很多往來，對胡喬木的為人和才華贊許有加，可在讀報時覺得《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的語言不夠純潔，語法上也有很多疏漏的地方，就寫信告訴胡喬木，并帶領(lǐng)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編輯室的編輯同人邊“讀報”邊“檢謬”，把病語病句抄錄下來，條分縷析，匯總后謄抄成一本送請胡喬木過目，這有葉圣陶的日記為證：
1951年6月25日 胡喬木作《中共的三十年》，于上星期五刊布于《人民日報》，紀(jì)念中共之卅周年。此文剖析情勢，自與吾人以種種識見，而造語遣詞，疏漏頗多。在號召群眾留意語文之今日，且為文者為喬木，實不宜有此。因作一書寄之，徑達此意，并謂我社同人方將一一舉出，由文叔加以整理，送請采納。此亦發(fā)戇之舉也。（《葉圣陶集》第22卷，第203至204頁）
1951年7月8日 （晨）啜茗于雙虹榭，觀文叔所匯集諸同人校出喬木《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語文謬誤之本子，因明日即將送與喬木，供渠作修改時之參考。（《葉圣陶集》第22卷，第207至208頁）
葉圣陶晚年告訴筆者，說給該文檢查“謬誤”的“本子”寫了五萬多字。他老人家對“語言文字”就是這樣嚴肅認真。為了促使新中國語言的純潔和規(guī)范化，類似這樣的“發(fā)戇之舉”，還有很多。葉圣陶把語文教育看作是自己的職責(zé)所在和日常工作的“必修課”，心里裝的是“語文”，看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發(fā)現(xiàn)病語病句都會記下來，認認真真地寫信予以更正或?qū)懗晌恼屡c作者共商，在他身上有一種難能可貴的“奈煩”的精神，“不請自來”“見錯必糾”；對于單位或個人請他審閱的書稿或文稿，他會看得更耐心，意見也提得很具體。
1959年春夏之交，有關(guān)部門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將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任務(wù)交給了中國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選工作由所長何其芳主持，他帶領(lǐng)文學(xué)研究所一批專家，從我國歷代典籍中選出七十則不怕鬼的故事，匯編成書，取書名為《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于1961年2月出版，初版印了53000冊。何其芳撰寫的《序》分別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fā)表?！缎颉分姓f：我國過去的筆記小說的一些作者，“他們雖然認為有鬼，卻對這種大家以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認為沒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寫了一些敢于罵鬼、驅(qū)鬼、打鬼、捉鬼的人物。這類故事是很有意義的。它們機智地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的大無畏精神。這就是我們編選的這種‘不怕鬼的故事’”。又說，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目的，是要“徹底掃除這種落后的‘怕鬼’思想”，“提倡不怕鬼的精神”，“做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做一個既有沖天干勁又有科學(xué)分析精神的智勇雙全的人！”書出版后，何其芳請葉圣陶給提提意見。葉圣陶1961年3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看《不怕鬼的故事》。此書蓋文學(xué)研究所所編，取筆記小說中言鬼之篇，匯而刊之，由何其芳作長序，各篇皆作注釋，為不習(xí)文言者助。前在文聯(lián)禮堂看川劇，遇何其芳，囑為提意見，尤望注意于注釋。前數(shù)日已略看十?dāng)?shù)頁，并批注意見，今日則續(xù)看之。所作注釋相當(dāng)粗疏，于原文作句讀亦有未盡善處，余為之批出，不能周詳也。
此書之輯，聞系出毛主席之意。所謂鬼者，蓋以喻敵人，亦以喻困難。傳播不怕鬼之故事，欲以勵人民，期其藐視、鄙視敵人與困難耳。何之序文中竭力發(fā)揮此意。然余以為讀者茍不能善讀此書，或且致弊。各篇所敘，固明言鬼怪為實有，且能為厲作祟，則是導(dǎo)于迷信矣。此書出版未久，而影響速于置郵。報章雜志之文章，已有以鬼為敵人與困難之同義語矣。（抄自葉圣陶日記原件。《葉圣陶日記全集》即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書中匯集的故事以表現(xiàn)“不怕鬼思想”為主，“對于神怪妖物表示不怕和藐視”（《〈不怕鬼的故事〉編輯說明》）。葉圣陶覺得這么說，那“思想上的勇敢，見解上的卓越”就得以有“鬼”為前提；假如不信“鬼”，則“故事”極力贊頌的“敢于罵鬼、驅(qū)鬼、打鬼、捉鬼的人物”也就失去了意義；假如信了“鬼”，反倒助長迷信。葉圣陶早在1911年發(fā)表的《兒童之觀念》中就提出了反對“封建迷信”的思想，認為“世界上沒有鬼”，因而對“不怕鬼”之類的“故事”抱有警惕。
《不怕鬼的故事》開頭一篇《宋定伯捉鬼》，寫河南南陽人宋定伯“謹慎”而又有“智謀”，有一回夜晚出門在路上遇著鬼，就欺騙鬼說自己也是鬼，把鬼騙到集市后，宋定伯使勁地把鬼摔倒在地。鬼急于脫身，變成一只羊；宋定伯趕忙朝“羊”啐了一頓唾沫，這“羊”就不能再變。宋定伯把“羊”賣了，賺了“一千五百錢”。
這“故事”應(yīng)是虛構(gòu)的，可何其芳在《序》中卻用將近600字的篇幅贊揚《宋定伯捉鬼》“寫得很有興味，也很有意義”。可見，葉圣陶所說的“或且致弊”，并非杞人之憂。葉圣陶從學(xué)術(shù)和技術(shù)層面提出的問題也很尖銳，他的《書面意見》中寫道：
觀所作注，似為不甚習(xí)文言者著想。若所料不誤，則頗嫌不夠。我有如是印象，一篇之中往往難者失注，而注其較易者。亦有全句不易曉，而僅注句中之一詞一語者。全句解釋處，多用串講辦法。串講之法，僅能使讀者知此句相當(dāng)于今語如何說法，而不能使讀者明曉原句之組織結(jié)構(gòu)，如是理解，第含糊之理解耳。來示云將修改注釋，敢希設(shè)身處地為讀者著想，凡料知讀者將感覺其難通者，悉為注釋，其道不一，因文而施，簡明扼要，務(wù)求其諦。如是則讀者稱便矣。
所選皆筆記文，作者選語遣詞比較隨便，未必盡合法度。亦有簡略朦朧，須為補充點明乃可通曉者。注釋似宜注意此等處，庶于讀者之理解本書各篇與增進文言知能，兩有裨益。
建議請王伯祥先生看一過有關(guān)典章制度與地理沿革之注釋。王伯祥先生于此方面頗熟，或?qū)⒂兴a益。（《葉圣陶集》第17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
“所作注釋相當(dāng)粗疏，于原文作句讀亦有未盡善處”，注釋存在的問題有四個：（一）當(dāng)注不注。有的注釋卻避難就易，難解之處卻偏偏沒有注，造成古籍注釋中的缺陷。（二）注得含糊，不準(zhǔn)確。注釋者用串講的方法來解釋，把自己不夠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明白的地方一帶而過，只講個大概意思，原文的深層含義好像是解釋通了，其實并沒有觸及到，甚至完全解釋錯了。（三）原文中不合“法度”及“簡略朦朧”之處未加補充說明。一個負責(zé)任的古籍注釋者，還應(yīng)在注釋中對原文加以補充說明，以便讓讀者更好地吃透原文。（四）“有關(guān)典章制度與地理沿革之注釋”需要再斟酌，“建議請王伯祥先生”幫助審訂。
何其芳及文學(xué)研究所同人很看重葉圣陶的《書面意見》。王伯祥1961年3月29日、3月31日的日記中都寫到何其芳會同文學(xué)研究所同人“共同討論句讀、注釋諸問題。除本所同人意見外，兼采圣陶、叔湘、從文三人所提者，仔細斟酌”（《王伯祥日記》第16冊，中華書局2020年，第6742、6743-6744頁）。除了“本所同人”，給初版《不怕鬼的故事》提意見的有葉圣陶、呂叔湘和沈從文三人。這“三人”中，呂叔湘當(dāng)時是中國科學(xué)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沈從文當(dāng)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雖說不是“本所同人”，但同屬“中國科學(xué)院”，是“本院同人”，“院外”專家僅葉圣陶一人?！恫慌鹿淼墓适隆烦霭婧?，向“院外”專家“征求意見”的或許還有其他人，可提交《書面意見》或者說《書面意見》值得鄭重討論的，僅葉圣陶一份，這個推測應(yīng)該沒有錯。
經(jīng)過仔細斟酌，篇目作了調(diào)整，《序》和注釋也作了修訂，《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12月再版，并計劃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世界語、越南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朝鮮文、蒙文、西班牙文等十一種外文出版。11月15日，何其芳在四川飯店設(shè)宴，酬謝參與選編與審閱工作的全體成員，葉圣陶在當(dāng)天的日記中寫道：
（晚）六點到四川飯店，文學(xué)研究所請客，為酬謝對于《不怕鬼的故事》之審讀與提意見。到者有從文、叔湘、鄭奠、平伯、伯祥、吳曉鈴、余冠英、陳友琴、何其芳、唐棣華及一不相識者。其芳謂《不怕鬼的故事》已修訂重排，將于下月出版。譯成外文本有十一種，蓋此亦宣傳毛主席思想之一途，故宜特別重視。飲啖甚適，餐罷復(fù)閑談，至八點半乃散。（抄自葉圣陶日記原件。《葉圣陶日記全集》即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從王伯祥日記中可以得知葉圣陶說的“一不相識者”，是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范寧。宴席上只有葉圣陶一人是“院外”專家，這再次說明“審讀與提意見”的“院外”專家僅葉圣陶一人。葉圣陶為人就是這樣的認真，有求必應(yīng)，對出版的書刊始終懷有敬畏之心和人文情懷，“樂于用心相助”“質(zhì)量第一”“讀者第一”是他堅定不移的信念。
以上所說的“檢謬”和寫《書面意見》，對于葉圣陶來說都是“份外”的工作。對于“份內(nèi)”的工作，葉圣陶更是一絲不茍，期于盡善，不允許有瑕疵。就他主持選編大中小學(xué)語文教科書而言，對選定的課文總要和編輯同人一起逐字逐句推敲加工，務(wù)必做到“文質(zhì)兼美”，成了“語文掛帥”的“始作俑者”，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受到批判。自1960年起，葉圣陶只擔(dān)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由戴伯韜接任。書稿不經(jīng)葉圣陶“終審”就可以發(fā)排了，《語文》課文的質(zhì)量有所下降，1962年版高中《語文》第三冊中的七篇“新課文”的問題尤為突出。這七篇“新課文”是：
潘梓年：《談學(xué)邏輯》（選自《新觀察》1958年第9期）；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訊的最后發(fā)言》（選自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翻譯的《季米特洛夫選集》）；
高爾基：《在法庭上》（節(jié)錄于夏衍翻譯的高爾基長篇小說《母親》）；
聶榮臻：《工廠技術(shù)革命的新氣象》（選自《紅旗》1960年第8期）；
峻青：《火光》（選自《收獲》1959年第5期）；
楊沫：《在獄中》（選自《青春之歌》）；
茅盾：《怎樣評價〈青春之歌〉》（選自《中國青年》1959年第4期）。
葉圣陶看了極為不滿，當(dāng)面提意見恐不能暢達，就寫了一封長信《課文的選編——致人教社中學(xué)語文編輯室》（《葉圣陶集》第16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印發(fā)給中學(xué)和小學(xué)語文編輯室同人討論。針對當(dāng)時所謂的“思想掛帥”，必須把“內(nèi)容”和“思想”放在“第一位”的導(dǎo)向，葉圣陶語重心長地指出：選課文絕對不能“拉在籃里就是菜”，必須認真挑選，精心加工，真正做到文質(zhì)兼美，“教師好之而樂教之，學(xué)生好之而樂誦之”。而這七篇“新課文”，“僅為粗坯，尚待加工，如其原樣，實未具語文教材之資格。我人決不宜抱‘唯名主義’，以為如潘梓年茅盾二位之文，尚有何話說。我人亦不宜盲從市場情況，以為《季米特洛夫選集》《母親》《青春之歌》行銷至廣，讀者至眾，何妨采錄其一章一節(jié)為教材?！痹俅螐娬{(diào)“所選為語文教材，務(wù)求其文質(zhì)兼美，堪為模式，于學(xué)生閱讀能力寫作能力之增長確有助益”。作品的“內(nèi)容”和“思想”再好，要是語言不規(guī)范，“不勝其加工”，這樣的作品就不能稱作“精英”，并鄭重指出《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紅巖》“未臻于文質(zhì)兼美”，“可供瀏覽而不宜為語文教材”。當(dāng)年對《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紅巖》的宣傳可謂“排山倒?！?，葉圣陶力排眾議。在他的要求下，這七篇“新課文”從高中語文課本中撤了下來。
“文革”結(jié)束后，葉圣陶對教材的把關(guān)把得更嚴。1976年10月，郭沫若寫了一首《水調(diào)歌頭·粉碎“四人幫”》，報紙紛紛刊載，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廣為傳播，有關(guān)部門決定編入初中語文課本，葉圣陶審閱時堅決不同意，在《評審意見》中寫道：郭沫若之《水調(diào)歌頭·粉碎“四人幫”》“不宜用。一則此題目不宜為如此隨意雜湊之語，二則不合詞之格律，何能謂之詞”。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劉國正在《先生之風(fēng) 山高水長——在人教社極嚴格地做教材工作》中回憶說：
粉碎“四人幫”之后，葉老雖然不直接領(lǐng)導(dǎo)我們，但是他對于語文教材的編輯工作仍熱心予以指導(dǎo)，從大綱的起草到課文的選定，他都指出過重要意見。初選篇目中，我們曾列入當(dāng)時傳誦頗廣的反映粉碎“四人幫”的一首詞，葉老對此提出意見，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粉碎‘四人幫’是莊嚴的題目，此作卻是隨便湊合，不甚得體。不能因這首詞在電臺廣播和集會歌唱的時候經(jīng)常聽見，不能因作者的名氏是人所共仰，就把它選在課本里。”接著，葉老指出這首詞不合詞律的語句有八處之多。我們體會，葉老所談不只是這一首詞的取舍問題，而是針對多年來在“左”的影響下形成的選材的弊端，提出了正確的選材標(biāo)準(zhǔn)。葉老的指導(dǎo)，對我們后來的選材工作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劉國正 畢養(yǎng)賽主編：《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
這些都足以說明葉圣陶是不懂“世故”和“生存的策略”的“躬行君子”。他思想清晰，感覺敏銳，敬業(yè)精神高于一切，努力追求完美，為我們樹立了“語文工作”的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