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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作家論中的人與文化——漫談陳宗俊的《潘軍論》
來源:《南方文壇》 | 陳曉明  2024年10月31日09:21

我與陳宗俊有緣。多年前,我有一件小事麻煩宗俊,雖不復雜卻頗費時間。那時與宗俊并不相識,經(jīng)他的導師介紹,宗俊幫了我這個忙。費心費力的事情,宗俊做得非常認真盡力,讓我相當感動。當時我便覺得宗俊是一個可交的青年。后來宗俊有機緣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做高訪學者,我們的關(guān)系就更深了一層。所以,宗俊寫完《潘軍論》,在出版之際,想請我為他寫點東西,我覺得這是義不容辭的,既有一份感情,也是一種責任。宗俊托我為他寫篇東西,可能是源于兩個原因:一個當然也是出于對我們二人情誼的看重;另一個緣由是我和潘軍的關(guān)系。早年我對潘軍略有研究,有一段時間和他還過從甚密,對他有一定的了解,也能體會到他作為一個作家對中國文壇的意義。所以我將宗俊的委托視作分內(nèi)之事,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做作家論研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除非處理的對象是創(chuàng)作潛力方興未艾或是初露頭角的作家,否則難以先聲奪人,因為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對創(chuàng)新構(gòu)成了挑戰(zhàn)。像潘軍這樣有40余年創(chuàng)作歷史的作家,作為作家論的研究對象尤難處理。他在文壇究竟處于怎么樣的位置?他的寫作構(gòu)成一種什么樣的狀況?這些問題有待直面。作為作家,潘軍有創(chuàng)作聲望,也有相當廣泛的讀者,但是始終不溫不火。寫潘軍的作家論,無疑需要勇氣,需要眼光,需要功力,因為這對研究者的掌控力提出要求,研究者要能“托”得住一個作家,尤其是像潘軍這樣奇特的作家,他是某種另類。當然讀了《潘軍論》之后,想必我們將會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這位作家。

話說在前面,不妨從潘軍的名字入手。潘軍的父親姓雷,母親姓潘,而他后來之所以取名為潘軍,其中的緣由我還沒有細細考究。潘軍可能是他的筆名,假定他起名為雷軍,那么便更恰如其分了。何以潘軍不起名為雷軍?這是不可思議的。潘軍是一個能夠“雷”倒人的作家——或者說在本雅明的意義上的“震驚”,當你把他所有的作品讀完之后,便不得不相信他是雷軍,而不是潘軍。但潘軍卻以這個更加溫和的名字行世,這不只是他個性還有內(nèi)斂的一面,另外還是有淵源可溯的。潘字有三點水,這三點水恰恰與他故鄉(xiāng)的風土有淵源。他的故鄉(xiāng)是位于皖西南的一個小鎮(zhèn),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條有活水的河邊,他小時候的乳名叫小河。據(jù)潘軍所說,至今老街坊鄰居還叫他河伢子。由名字中的“水”聯(lián)系到故鄉(xiāng)的水,再聯(lián)想到潘軍小說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水”意象,這一脈相承的文化記憶恰恰解釋了名字的某種源起。潘軍本來應該叫雷軍,與小米的當家人雷軍同名。歷史何其富有戲劇性,潘軍早于雷軍多年棄文下海創(chuàng)業(yè),鎩羽而歸,在文壇時隱時現(xiàn)。而雷軍在商界叱咤風云,早已成為當代英雄。潘軍還是潘軍,他本來可能會是小說界中的雷軍,他是以潘軍的面目出現(xiàn)的雷軍。這意味著潘軍在文學界的分量,宗俊的書對此進行了更加透徹的揭示。

潘軍的創(chuàng)作體量非常之大,他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相當豐富,他寫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還寫話劇,寫電影劇本。他自編自導,執(zhí)導電影與話劇,甚至演話劇。潘軍對自己的演藝才能非常自信,他的才能乃是家傳。他出自藝人世家,父母都是黃梅戲藝人,外公也是黃梅戲的藝人。大家切莫小看藝人,藝人乃藝高膽大之人,舞臺上的膽量非常人可比。藝人膽大包天,他敢當眾去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設想大庭廣眾之下,他們或手持大刀殺人越貨,或置身歌舞樓臺,打情罵俏,假戲真做。我非常欣賞杰姆遜對本雅明的致敬,當被問及他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路數(shù)時,杰姆遜說他師法本雅明,而本雅明在某種意義上則從波希米亞人身上獲得靈感。波希米亞人偷來別人的孩子,讓他去走鋼絲。每當讀到這句話,我都深感這背后的極度殘忍。偷來別人的孩子,這本身是尤為殘酷的,卻還要讓孩子們?nèi)プ咪摻z,這個事件和這種命運何其殘酷!

現(xiàn)在我們將藝人稱作表演藝術(shù)家,我認為這種稱呼太過溫和了,這個職業(yè)的內(nèi)容本身包含著某種殘酷性。傳統(tǒng)的藝人歸屬于三教九流,對他們職業(yè)的認定雖有爭議,但在古代乃至近代,他們均屬艱辛困苦的職業(yè)。古有賊盜不盜戲子之說,民間以為做賊不成再以賣藝為業(yè)。賊人在亂世或許能成梟雄,但戲子卻難有這番作為,回顧生平,自然有一種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意味。這背后的壯志難酬之感,與王勃所說“屈賈誼于長沙,非無圣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正相呼應。在這個意義上,潘軍的心境亦與他的先輩暗通款曲,接近于心比天高了,但他卻并非命比紙薄,他命很硬。雖然60歲以后潘軍行事風格大變,但他對藝術(shù)的執(zhí)著追求卻是不變的。60歲前他以文為生,60歲后他以墨為寶。潘軍的繪畫極為精彩。我想說,潘軍正是一個徽派文人,他身上承載著老式徽派文人的遺風。我覺得這一點構(gòu)成了宗俊研究潘軍的全部緣由。光是這一點,便足以說明研究潘軍的意義。但宗俊對潘軍創(chuàng)作意義的開掘,更是越出了潘軍在文品乃至人格意義上的歷史承續(xù),而展開了多重面向。他的研究目的是相當充分且深刻的,我對此深表贊賞。

寫作作家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一個在某種意義上尚未被文壇充分認識的作家作品,做出全面充分的闡述,給予其應有的文學史定位,且這種定位是準確的、令人信服的。這構(gòu)成作家論的核心,也是作家論的意義所在。相較于一部高頭大章的文學史,我認為作家論的意義并不為低。宗俊的學術(shù)訓練非常好,一方面他的文論展示出精細、認真與執(zhí)著的特點;另一方面他的寫作展現(xiàn)出他在南京師范大學所受的學術(shù)訓練,有著大氣高調(diào)的格調(diào)與眼界。所以我讀畢這本《潘軍論》之后,深感欣喜,這本書幾乎可稱為作家論的樣板。我之所以作此贊美,不是因為我與宗俊有什么特殊關(guān)系,這么多年我也讀了不少的作家論,宗俊的作家論給了我驚喜,他的論述有眼界、有自信,做得扎實深入,有要點、重點與突破口,相當可貴。雖說宗俊始終沒有非常明確地說潘軍是一位被文壇低估的作家——誠然,這絕非潘軍所愿,但宗俊頗有此意,在這個問題上宗俊無疑賣了個關(guān)子。事實上,潘軍確實是一位被文壇有所忽略的作家,這并非有意臧否,而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雖然為潘軍喝彩的人很多,但其實潘軍這20年的創(chuàng)作境遇還是比較寂寞的。文壇那么多的大獎,都與他無緣(當然,他本人也從不申報任何獎項)。相比較于其他作家獲得的評論數(shù),有關(guān)潘軍的評論也就百十來篇而已。宗俊曾論及這一點,這與潘軍自己和文壇的分分合合有關(guān),用他本人的話來說,他不是一個專心致志的作家,倒像一個三心二意的作家,往往是想寫就寫,寫寫停停,停停寫寫。他在66歲生日當天填過一首“七律”自況,其中頷聯(lián)是“六十六年路中路,三十三載壇外壇”,他不加入任何協(xié)會,放棄了包括職稱在內(nèi)的一切待遇,他寧愿一意孤行。

潘軍總有自己的志向與追求,但他不是那種認定目標,工于心計的人,毋寧說他率性而行,沖動而不安分。潘軍早年其實有一份很好的在大機關(guān)的工作,若他不以創(chuàng)作為業(yè),他今天或許已經(jīng)是位居要津的官人了,當然也有可能會遭遇另一種命運。但他抽身離開,他熱愛寫作。多年以前,應該是十幾年前吧,我讀到他的女兒潘萌寫的一篇文章《與父書》,這是她長篇處女作《時光轉(zhuǎn)角處的二十六瞥》中的一章。我當時跟幾個朋友說,潘萌筆下父親的背影可以與朱自清的《背影》相稱,朱自清的《背影》寫“我”的父親,潘萌寫的也是“我”的父親。我對潘軍的經(jīng)歷很了解,這篇文章應該是潘萌讀本科的時候?qū)懙模耶敃r大為驚異,這篇文章寫得太棒了,潘軍有這樣的女兒,寫出一篇這樣好的文章,潘軍也足矣(為這本書作序的史鐵生也有類似的感慨)。潘軍是一個奇人,我當時讀了那篇文章,我毫不夸張地說,唏噓不已,幾近淚目。身為父親,在天下的父親中潘軍也是特立獨行的,不是因為潘軍當父親當?shù)枚嗝春没蚨嗝床缓?,也不能說是不是稱職,他做父親的方式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以至于女兒像看一個陌生人一樣看他。他不知道他作為父親可能在無意中傷害到自己和家人,而這一切難以言喻?;蛟S我這樣理解潘萌的文章有些偏頗。潘軍是一個不安分的人,但他一說起家庭,總是有一種故作輕松的沉重。所以他女兒寫的父親背影的文章,我讀來感到她寫出了很多的真實,其實女兒知道的或許并沒有那么多,或者正相反亦有可能。但諸多的隱秘當然不便寫出,在那么年輕的年紀,她也無法理解到那一層。我略知道一些潘軍的家事,潘軍也會跟我談一些他不太為外人道的事情。他總是離家在外“拼搏”,馬不停蹄。他對家又總有一種很深的感情和歉疚,其實這是個很顧念家庭的男人。有一次我們談到人生、家庭之類,那時我們年輕,潘軍對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夫妻的情分是守出來的”。30多年了,我依然覺得那時他就對生活理解很透。但年輕時的他總是違背自己認識到的生活真理。后來我們交往少了,我不知道他之后的生活狀況,但我大體知道他有很長時間一直漂泊不定。

潘軍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都非常獨特。他甚至生活在自己的小說中,他成為自己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他也會成為別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正是由于這種獨特而真摯的另類性格,我非常珍惜這位朋友。雖然潘軍有著將生活小說化的傾向,但具體到小說創(chuàng)作,他是非常認真與講究的。很多評論家在爭論他的小說屬于先鋒派還是現(xiàn)實主義,但二者實際上殊途同歸,并不矛盾。先鋒派也要以現(xiàn)實主義為底色,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要將二者區(qū)分開,這跟一種矯枉必須過正的訴求有關(guān)?,F(xiàn)代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背離有多遠,乃至后現(xiàn)代背離現(xiàn)實主義有多遠,這種爭論體現(xiàn)了當時的針對性。當我們重審先鋒派,會發(fā)現(xiàn)不管是現(xiàn)代主義還是后現(xiàn)代主義,實際上都以現(xiàn)實主義為底。像喬伊斯那樣具有開拓意義的作家,也是要以現(xiàn)實主義為底,否則他無法把愛爾蘭的歷史寫得那么深刻。所以威爾遜在《阿克瑟爾的城堡》里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他講到喬伊斯對事物的刻畫相當真切,有著原型,緊扣生活的本相,以至于能夠?qū)⑸裨捙c愛爾蘭的歷史緊密關(guān)聯(lián)起來。比如其中的街道、人物,甚至街道拐彎處的地點,諸如教堂等,若將其放回喬伊斯生活的當年,都有據(jù)可考,可見其刻畫之真切準確。潘軍也是如此,他追求另類反常的故事走向與人物的塑造刻畫,但這種方式整體上看是現(xiàn)實主義的,他追求準確的刻畫,遵循現(xiàn)實主義的邏輯與經(jīng)驗。宗俊下了大氣力來論述潘軍作為先鋒派背后的現(xiàn)實主義底色。可見,宗俊的作家作品論正是緊扣住作家創(chuàng)作的關(guān)鍵點,來展開知人論世的深化。

宗俊知人論世的功夫,跟他與潘軍的淵源有關(guān)。他們同為安徽懷寧人,后又在安慶工作或定居。宗俊應該跟潘軍有很多的來往,他應該是深知潘軍的生活習性的。作為安徽人,宗俊對懷寧乃至安慶的文化,進一步說,對皖文化,對徽派文化,無疑都有深刻體會。所以他分析潘軍的作品中文化的韻致,生活習性,人物的性格、心理,包括他寫的那些村莊鎮(zhèn)落,山川、河流、田野、橋、樹木花草這一類自然或人文環(huán)境,都能夠形成一種貼切的體認,都能找到一種共鳴。宗俊的知人論世讓我欣賞的另一點,在于他的分寸感。他知潘軍的文化背景,知其家世與身世,當然他也不能在行文中把潘軍的底說穿,因為他要寫的不是潘軍傳,而是潘軍論。其實若能有一部潘軍傳成書,那將是相當有意思的。不是為名聲大的作家作傳才有價值,潘軍不是莫言、賈平凹這類聞名遐邇的作家,但他經(jīng)歷的豐富性與創(chuàng)作的獨特性,足以支撐起一部傳記。然則,若是將潘軍方方面面的經(jīng)歷都寫出來,傳記就會變成暢銷書了。好的作家論乃至人物論,不一定要深挖傳主的經(jīng)歷,從傳主的特色入手,反而更能具備新意與深度。我頗喜歡的一些傳記就具備這樣的特征,我尤為贊賞伊格納季耶夫的《伯林傳》、瑞·蒙克的《羅素傳》,尤其是后者,寫得非常之好,還有同為瑞·蒙克所寫的《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奧利維·托德的《加繆傳》、杰弗里·邁耶斯的《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林語堂的《蘇東坡傳》等,也都非常好。還有一類傳記比較特殊,它并沒有直接被稱為傳,這是因為傳記作者對人物的家世和文化把握得不夠充分,因此他著重于學術(shù)或政治,因此這類“傳記”被稱為學術(shù)評傳或政治評傳。特里林的《馬修·阿諾德》或許可作如是觀,這部書甚至無法被稱作是嚴格意義上的傳記,它具有學術(shù)專著的性質(zhì),但由于作者對傳主的學術(shù)歷程做了深入的闡發(fā),它可以被限定為學術(shù)傳記。

回到潘軍的特色。潘軍的文化背景和淵源,無論是放在作家論還是傳記中,都將構(gòu)成其中的獨特之處。在這個意義上,宗俊對潘軍的把握是獨具慧眼的。在這個意義上,我想進一步指出,宗俊這部《潘軍論》的意義在于他對皖文化、徽文化的深刻論述,皖文化或徽文化本身難解難分,宗俊通過對潘軍作品的分析折射出了文化本身的韻致。黛瓦白墻,這本身即象征著徽派文化的韻致,“野渡無人舟自橫”,更是徽派文化的意境所在,宗俊對文化的透視相當深入。安慶乃人杰地靈之地,我有幸到過那里。作為一個地級市,安慶在明清時期出過百余名進士,其中包括8個狀元。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安慶可謂非凡之地。懷寧、安慶史上行政歸屬原本密不可分,如今懷寧為安慶市下屬縣,史上文人不可勝數(shù),近世名人則有陳獨秀、劉文典、鄧稼先,還有詩人海子。安慶屬下桐城市,以“桐城派”眾所周知。桐城派自視為中國傳統(tǒng)文脈的繼承人,在近世轉(zhuǎn)變中也曾是中流砥柱。皖文化中宋明理學的積淀也很深,朱子之學在這里也多有傳承,亦塑造了安徽人頑強執(zhí)著的文化性格??梢哉f,安慶這個地方,坐擁兩千年文脈,靜觀長三角風云,若是有懷舊之情的話,那也是理所當然的。宗俊不單是寫潘軍,更透過潘軍,寫出了皖文化和徽文化的底蘊,這也是這部作家論的意義所在。

再者,我想談一下這部作家論的文本分析。宗俊對潘軍所有作品的分析,既有一種綱領性的、觀點式的總體眼光,進而展開要點式的論述,又能進行深入作品內(nèi)部的分析,在理論與細讀之間實現(xiàn)平衡。宗俊的文本細讀建立在這樣一個思路的基礎上,他從作品的內(nèi)容與美學表達中,讀出作家的心理投射,進而透示出皖人的文化性格,并結(jié)合這一文化背景,開掘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學史意義。宗俊的作品分析尤其顯示出他的學術(shù)力道,尤其是他頗有深度的文化積淀。

這部作家論可圈可點的地方非常之多,比如作為一本專論的體例結(jié)構(gòu)安排、論述的層層深入等。我想我也不必面面俱到,我還是想回到宗俊的文本細讀中,做出進一步的評價。宗俊對潘軍重要作品的分析闡釋,很是中肯精辟,見解獨到。宗俊在分析潘軍創(chuàng)作中的第一人稱敘事時,針對以《南方的情緒》為代表的先鋒文學創(chuàng)作展開了多方面的分析,圍繞多重身份、越界視野與美學空間的擴展,揭示出第一人稱敘事的突出特質(zhì)。此外,宗俊通過文本分析,頗費心力地闡述了潘軍作為先鋒小說家的歷史觀的特質(zhì),即對歷史的懷疑精神。他將分析的目光聚焦于潘軍的兩類實驗性文本:一是以現(xiàn)實為起點找尋歷史真相的文本,如長篇小說《風》與中篇小說《藍堡》;另一種則是重寫古代歷史的文本,如中篇小說《重瞳——霸王自敘》(后改編為九幕話?。?。通過分析這些實驗性文本所包含的形式感、對矛盾沖突的設置、對空白的填補乃至對史實的發(fā)揮,展現(xiàn)這些文本所呈現(xiàn)的不同歷史況味,并揭示潘軍對歷史的總體態(tài)度。

我尤其重視宗俊為潘軍作品打開的歷史文化面向,這揭示出潘軍的另一面,即寫實的態(tài)度。比如宗俊讀潘軍的《獨白與手勢》三部曲,他能讀出其中時空體的關(guān)聯(lián)性:人物成長中的一些事件與時代發(fā)展中的某些事件,在某一特定空間上相遇,于是成長史的時間和歷史時間能夠?qū)饋?。宗俊是下了很深的功夫,讀得非常仔細。這種深度與力道,是大多數(shù)對潘軍作品的評論難以企及的。他分析到,三部曲都以空間加時間的模式,作為章節(jié)的小標題,如《白》卷中的“石鎮(zhèn):1967年10月”“水市:1975年10月”“梅嶺:1976年10月”,《藍》卷中的“??冢?992年4月”“廣州:1992年4月”,等等。宗俊從中看出潘軍小說所包含的很強的紀實性,也就是說,潘軍把他實際經(jīng)驗中的歷史內(nèi)容與自我感受寫出來,這是無法虛構(gòu)的。這也是因為潘軍的小說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現(xiàn)實題材,他為歷史作證,他親歷了歷史。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其實最關(guān)鍵的一個段落就是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海南的開發(fā)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大發(fā)展,潘軍親歷了這段時代高潮,他是真正下過海的中國作家,成功過也失敗過。所以他所記錄下來的經(jīng)歷,具有歷史的清晰性,這是別的作家所不具備的,別的作家都隔了一層。饒有意味的是,潘軍以他的歷史經(jīng)驗,為文學的時代想象賦予了真實的形體,而他自己作為一個在市場經(jīng)濟中浮沉過的人物,本身就是文學想象時代的一個對象,或者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他更要濃墨重彩地書寫某種傳奇般的生活。這一段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獨特的,從未有過或許也難以再有。我想,宗俊對潘軍的作品進行了如此具有歷史感的閱讀,他的隱衷或許在此?

宗俊通過文本細讀,證明了潘軍小說的某種紀實性。但小說總體上還是一種虛構(gòu)的文類,內(nèi)容的真真假假最終都要聚合在小說的藝術(shù)層面。誠然,那些溢出虛構(gòu)的部分,熟悉潘軍的人仍是能夠讀出。但宗俊守住了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的本分,他從文學本身的問題出發(fā),來處理包含在文學之中的虛實真?zhèn)巍>拖裎以谏衔乃鶑娬{(diào)的,宗俊深知他寫的是作家論,而非人物傳。

總而言之,對于這部作家論,我深表贊賞。但或許是由于篇幅所限,宗俊對一些學術(shù)要點未進行更深入的闡述,以宗俊的學術(shù)功力,這些要點是可以深入展開的。比如宗俊談到潘軍的第一人稱敘述問題,談到潘軍與魯迅之間的可比較性,均展現(xiàn)出宗俊頗為獨特的視角與立意,但我認為就某些要點,還是應該做出更為廣泛的展開,讓我們看到作家本人的創(chuàng)造性。潘軍的雙重敘事、心理刻畫,將時間作為小說構(gòu)件的處理方式,紀實與虛構(gòu)的混淆,體現(xiàn)了他對現(xiàn)代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致敬,因此可以將潘軍的創(chuàng)作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文學譜系中來討論。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卡夫卡,這都是深刻地影響過潘軍的作家。潘軍也曾跟我談及,法國新浪潮的作家尤其是羅伯-格里耶,對他影響至為深遠。這些作家往往隱身在潘軍創(chuàng)造性的文學表達之后,未必訴諸直接的顯現(xiàn)。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影響關(guān)系更有必要得到深入的開掘。這種深入的比較將使這部作家論的學術(shù)含量更加深厚。這是我的一點建議,或許有些吹毛求疵了,但也表達了我對宗俊這樣一位有才學有定力的學者的更高期待。總之,更應該恭賀宗俊,寫出一部高水平的作家論?!?/p>

2024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