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左向右：巴金、李輝、陳思和 資料圖片

如果把文學傳統(tǒng)比作一條洶涌的精神之河，那么，“傳統(tǒng)的水流浸漫我們，滋潤我們，又帶走了我們生命中的信息，傳布開去。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水底的石頭”。

陳思和，1954年1月生于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F任復旦大學國家智能評價與治理實驗基地主任，兼任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等。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外文學關系、當代文學批評等。曾當選2004年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獲第三屆國家名師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等。

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里的咖啡廳被命名為“星空”，“星空”下的辦公室中的一間，屬于陳思和教授的工作室。屋內一張長條桌，兩側靠墻，架子頂天立地，滿滿當當塞足書。在一層一層的書籍當中，一尊巴金先生的頭像將來客的視線聚焦到這一列。此處藏有《家》《春》《秋》《寒夜》《憩園》《隨想錄》等巴金著作的各種版本，間隔以厚厚一沓《巴金研究論集》《巴金的世界》《巴金創(chuàng)作綜論》等研究類著作……在它們中間，橫放著一沓顏色淡黃的舊書。泛出褐色的書脊顯示著其存世時間的久遠。

陳思和教授走過去，拿起其中一本，展示給他的兩位同事看。他們都是“90后”，是今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最新入職的兩位青年教師，也都是陳思和的學生。

舊書的紙張散發(fā)著印刷品特有的氣味，有些部分已經薄如蟬翼，那昆蟲翅膀般的脈絡，展露出歲月在字紙上留下的痕跡，如一個活物。陳思和像看到一位故交一樣，親切地翻動書頁，指著書頁的一處被精心補過的破損。

“你瞧，這是我親手補的。”滿頭白發(fā)的陳思和把書展開遞給兩位青年，“如何補書的工藝我都會，因為我很早做過圖書館的工作。”

此時此刻，這個場景內，巴金、書籍、學生、補書，每一個要素，都是一個關鍵詞，指向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文系教授、作家、文學批評家陳思和從教整整42年的歷程。

42年前，28歲的陳思和畢業(yè)留校。師從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賈植芳的他，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研究領域，從巴金研究起步，進入以魯迅為核心、以現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和實踐道路為關懷的新文學傳統(tǒng)的研究。他提出中國新文學研究中的整體觀、世界性因素、民間、潛在寫作等研究方法與概念，始終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前沿。作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新世紀的首位系主任，陳思和努力把中文系下屬二級學科推向全國一流水平，并支持王安憶在復旦成立全國首個MFA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學位授權點；2014年至2022年，陳思和又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今年秋天，陳思和教授從教42周年暨《從廣場到崗位》新書發(fā)布座談會舉行，來自國內各高校院所的教師、作家、研究者齊聚一堂。熱熱鬧鬧的儀式結束，陳思和回到他的書架和書架之中。這個時刻，意味著陳思和從具體的在編崗位上退休，但他說，自己沒有從育人的崗位上退下來，更不會從學術研究的崗位上退下來。他希望，“在精神上仍要做真正的龍和虎”。

所以，與其說是“榮休”，他更看重從教42周年這個概念的意涵。

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裘新也曾在學生時代聽過陳思和的課。他記得自己在陳思和老師《中國現代文學史》課上得了一個“良”。

在致辭中，裘新說：“思和老師始終保有旺盛的學術生命力，古稀之年依然筆耕不輟。他的新書體現了他的學術集成與自我革新?！?/p>

該如何理解此處的“自我革新”？如何理解此處的新與舊？陳思和說，文學史的未來可以被創(chuàng)造，作者、讀者、研究者等等，所有的文學工作者，都可能是未來文學史的創(chuàng)造者。如果把文學傳統(tǒng)比作一條洶涌的精神之河，那么——

“傳統(tǒng)的水流浸漫我們，滋潤我們，又帶走了我們生命中的信息，傳布開去。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水底的石頭?！?/p>

在這條無邊界的河流里，42年不過一瞬，《從廣場到崗位》是一個錨點。以這塊“水底的石頭”為標志，陳思和要開啟“中國現代文學史話語創(chuàng)新”系列寫作，計劃以六部作品“完成”對20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和人文學術的持續(xù)探索和發(fā)問。

一

周末周刊：光華樓下有一尊“驢背詩思”雕塑，讓人聯想到詩詞中的許多文人形象。中國傳統(tǒng)語匯中，似乎沒有“知識分子”這一說，但一直有“士大夫”和“文人”的概念。如何理解您所強調的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

陳思和：崗位意識，是我在1993年知識界發(fā)起人文精神大討論時提出的。當時，面對市場化的沖擊，人文精神出現的危機，大家都在思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知識分子如何保持和發(fā)揚原有的精神傳統(tǒng)，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用了“崗位”這個概念，看中的是其“堅守”的意涵。

崗位與職業(yè)還是有區(qū)別的。我的理解，“崗位”包含三重意思：專業(yè)、職業(yè)、事業(yè)。專業(yè)為崗位的識別和基礎；職業(yè)是專業(yè)服務于社會、實現其價值的中介；而事業(yè)聯系著價值觀念、價值取向，成為一種人生成熟的標志。

1993年，我發(fā)表論文《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討論了“廟堂型”“廣場型”“崗位型”三種價值取向。

傳統(tǒng)文人的價值取向是和“學而優(yōu)則仕”的概念相聯系的，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讀書人最終的社會價值是要貢獻給帝王?！敖K身布衣”在這個儒家文化語境下，除了士大夫有意識地在拒絕“摧眉折腰事權貴”時體現價值之外，一般是沒有價值的。

晚清以后，現代知識分子可以通過講課、著述、出版、版稅來養(yǎng)活自己，這就改變了以往完全依傍體制的生存形態(tài)，轉型為一個新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獨立知識分子形象。如張元濟通過編寫現代教科書來改造商務印書館，嚴復以翻譯稿費實現財務獨立。以他們?yōu)槔?，我們能否探討當下知識分子既能成功實現知識轉換帶來經濟收入，又能保持安身立命的精神傳統(tǒng)的可能性？

周末周刊：您曾說，知識分子應該具有自信。這種自信不是“盲目投入社會大趨勢隨波逐流，成為烏合之眾的一員，在集體狂歡中驗證自我存在感”，也不是“用拒絕社會潮流的冷漠態(tài)度，憤世嫉俗，以確認自己的存在感”。您說，真正自信的人，“一定敢于無視或者藐視滔滔俗流，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專心致志地做好自己責任范圍以內的事情”。

陳思和：知識分子應該對社會盡自己的責任。知識分子這個詞，本身就是責任的代碼。知識分子要“堅守崗位”，就是要在各類崗位上做好自己的專業(yè)工作，同時，在謀生之外有超越崗位的自覺，對社會公共事務有所擔當、有所貢獻，現代社會才能朝著理想的方向不斷自我完善。

現代社會由大量的工作崗位構成，每一個崗位又是通過具體的專業(yè)和職業(yè)來體現的。專業(yè)有自己的傳統(tǒng)，職業(yè)有自己的行規(guī)和標準，這樣就慢慢形成了各自并行不悖的知識體系。這種體系不是自上而下由國家法律制定的，而是由每個專業(yè)根據自己的運行邏輯生成的。在工作崗位上的人，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尊嚴。

周末周刊：三十年過去，如今的我們對參與市場競爭不再感到陌生。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回頭看“人文精神大討論”時，如何再理解當下知識分子所擔負的責任？

陳思和：現在，人們在被解放的巨大物質欲望支配下參與市場競爭，帶來很強的自我消耗。如今的學生、青年教師面對的嚴峻競爭，是我年輕時當學生、當教師時沒有遇到過的挑戰(zhàn)。如果沒有更高的精神理念支撐，人很容易陷入被淘汰的恐懼，變得焦慮不安。所以我要強調，人生的崗位除了專業(yè)、職業(yè)以外，還需要有更重要的精神價值取向支撐。

三十年過去，我們的物質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多變化，但三十年前的人文精神討論并不過時。因為人始終在面對不同的挑戰(zhàn)，人始終在害怕自身的毀滅，但同時人也會始終反思自身。知識分子所堅守的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爭，知識分子的責任，是始終要去直面并不斷克服自身的丑陋面——要把這個“人”字寫端正。

二

周末周刊：“要把這個‘人’字寫端正”正是您的老師賈植芳先生生前一直提到的一句話。您自己的父親很早逝世，您曾多次提到，在您的成長過程中，一直在尋找精神的支撐力，一直“特別向往有一個父親這樣的人帶領我”，直到進入復旦大學，遇見賈植芳先生。

陳思和：在我心里，賈植芳先生是以個人人格魅力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傳統(tǒng)交集于一體的典范。賈植芳教授延續(xù)了魯迅、胡風這一脈五四新文學戰(zhàn)斗的精神傳統(tǒng)，并薪盡火傳，身體力行，把更多的青年人帶進現代文學的傳統(tǒng)源流之中。如果沒有進入復旦大學，沒有遇到賈植芳先生，我大概完全會過另一種人生吧。

周末周刊：您是主動接受老師影響的嗎？

陳思和：受影響這件事，其實當下是看不見也無法察覺的，但是很多年后回過頭想一想，我就是被潛移默化成這樣了。我們說，教育是春風化雨，“化”，就是看不出的。

賈植芳先生生于山西襄汾，他的伯父是個買辦，經商致富后資助侄兒們讀書。賈植芳先生的回憶錄中提到過，伯父見他生活坎坷，曾勸他回家繼承家業(yè)做個商人。賈植芳并不輕視經商，但他回答：“伯父，你出錢培養(yǎng)我讀書，就是讓我活得像個人樣，有自己獨立的追求?！辟Z植芳此后大半生闖蕩在戰(zhàn)場、文壇內外，還多次坐過監(jiān)獄，直到晚年才安定下來?？瓷先?，伯父為他選擇的道路似乎更穩(wěn)妥，但其實，賈先生的心中是有歸宿的。有一樣東西是從讀書中獲得的，比一般的建功立業(yè)更為重要、更有價值，這個東西就是他賴以安身立命的歸宿。

賈植芳先生去世后，我為他作挽聯：“從胡風追魯迅，橫眉冷對熱腸扶顛，聚傲骨良心悲智俠膽為一腔正氣；由社會進書房，大寫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創(chuàng)作翻譯育人開八面來風。”這是我和朋友們幾經斟酌修改所定的。

我沒有把先生一生坎坷多次入獄的事跡寫入挽聯。在降志辱身的監(jiān)獄里保持矢志不渝的高風亮節(jié)，固然體現了知識分子在苦難中求索真理實踐人格的高貴精神，但我更想突出先生在普通生活中辛勤勞作的價值，先生在知識分子崗位上對人文學術所做出的貢獻，那種融入日常的教學勞動，更多地體現了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德行”。

周末周刊：還是回到尋常、回到崗位、回到日課上？

陳思和：對，在每一個尋常崗位的日常堅守中體現其光榮和尊嚴，支撐起一個人的職業(yè)空間，并在這個空間里多層次地展開自己的價值。陳寅恪寫王國維紀念碑銘：“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fā)揚?！睂ふ业竭@種追求真理的快樂，勝于世間一切名利。這本身就體現了他們的價值取向，即，把發(fā)現真理作為價值的最高標準。

哪怕在看起來最不能做事情的時代里，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個人的立場首先是一種理性的選擇，首先要有一個獨立的批判的立場，并且有實踐這個立場的自覺。

周末周刊：做事情的精神。

陳思和：中國人常說“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在我看來，“立德”表現為一個人能否為周圍環(huán)境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通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來影響他人，并有能力將這種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日常行為中去。

賈先生的“德行”在于他感性地繼承了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的精神特征，并以此來貫徹人生，影響他人，這便是在“立德”；以五四精神傳統(tǒng)來教書育人，傳遞薪火，便在“立功”；至于“立言”，在我看來，只是“德”與“功”的注釋，不是第一位的。先生在復旦大學原創(chuàng)性地建設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點，培養(yǎng)并影響了一大批學術梯隊，這比著書立傳本身更有價值。

三

周末周刊：在這次從教42周年暨《從廣場到崗位》新書發(fā)布座談會上，您也沒有把著書立說放在第一位，您說您自己“第一職業(yè)是教育，業(yè)余愛好才是寫作。某種意義上，學生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陳思和：是的。我很看重。我的大部分學生接受教育以后，都在三尺講臺。像復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就是我任班主任帶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個。今年我的學生里也有年輕人留校任教，他們已經是90后的一代。還有更多的學生畢業(yè)以后，把在復旦學到的文化知識和精神傳統(tǒng)傳播到全國各地，培養(yǎng)出更多優(yōu)秀年輕人。

一個人回頭看時，才會驚覺時間過得多快。我去復旦大學報到時的場景，仿佛也就是不久之前的事。那時，我衣袋里放著錄取通知書，因為心情激動，沒留神提前下了公交車，多走了半站路才到校門。五六分鐘的路程，好像走了很久很久。但回望42年，好像一下子就過去了。

對我來說，年輕時有幸跟著賈植芳先生學習，追隨他的道路成為教師，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我曾聽先生說過，他在上世紀50年代總是在夜里準備第二天的講課內容，一般都不睡覺，直到第二天白天上完課了才回家睡覺。他的精彩的課堂講授完全是建立在徹夜不眠的精心準備之上的。

賈植芳先生的教育觀完全是有教無類的，只要有青年人登門造訪，無論親疏，也無論是為了個人目的求教求助，還是為了人生學問中的大疑惑，他都一視同仁，竭力相助，熱情對待。對我來說，追隨在老師身邊，耳濡目染，當然會覺得當老師是天底下最好的職業(yè)。

周末周刊：您現在還擔任復旦大學國家智能評價與治理實驗基地主任，這個工作主要負責什么？

陳思和：主要是對“評價”進行評價，如對學術與教育評價、科技與科創(chuàng)評價、社會與治理評價等全社會要素評價和智能社會治理問題的研究，為國家數字化智能社會轉型做好綜合性服務。

周末周刊：現在，青年教師和學生會主動向您反映他們生活中的壓力、學術研究的壓力嗎？

陳思和：當然有很強烈的反映，這種壓力大家都感受得到。我自己作為過來人，當年幾乎沒有遇到什么壓力。當時學校雖然也有很多困難，不過還是很重視為青年教師提供創(chuàng)造發(fā)展的空間。當時有“打擂臺”的制度，把青年學者與中年學者評審職稱的系列分開。后來又有“代表作”制度，靈活地處理教師升等的標準等等。

我覺得高校需要有評價體系，但目的是使評價體系更好地激活青年學者的思想能力和創(chuàng)作力，而不是框死他們的學術活力，扼殺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這值得更多人的關注。

我現在花比較多的時間關注和思考這些問題：如何為青年知識分子提供一個綜合性的評價標準，全面考核青年教師的能力，營造一個良好的人文學術環(huán)境。評價是為了提升青年教師、青年學者安身立命的自覺和自信，而不能導致青年教師沒有安全感?，F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在具體而微的工作崗位中自覺擔當，薪火相傳。我們要給予青年一代更多的實踐空間。

四

周末周刊：今年11月25日是文學巨匠巴金先生120周年誕辰。當年在賈植芳先生的指導下，您將巴金研究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說說您第一次見到巴金時的場景好嗎？

陳思和：1978年下半年起，我與同學李輝一起通讀《巴金文集》，后來開始跟隨賈植芳先生做研究。我們的第一篇文章《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以書簡形式發(fā)表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六年后，我與李輝合作的第一本論文集《巴金論稿》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在現實生活里謁見巴金先生，是在1982年1月7日，這是后來李輝翻他的日記和我確認的時間。那時候我和李輝面臨畢業(yè)，他被分到北京工作，馬上要離開上海了，臨走前想見一次巴金。在我們同班同學李小棠兄的安排下，我倆才第一次走進武康路113號巴金先生的家。

我已經記不起當時和巴金先生具體說了什么。那時我和李輝有分工，我們與一些文化老人作訪談，都是我負責提問，他負責記錄。所以李輝那里都有詳細的筆記。只記得巴金先生穿了一件中山裝，下樓時腳步沉重。那天他身體不好，有些發(fā)燒，我們談話到一半，有人進來為他注射針藥，巴金先生起身，然后到客廳外面的過道里去了一會。當他走出客廳時，我和李輝對視一下，非?；炭帧Ｒ驗榘菰L是事先約好的，我們不知道巴金先生身體不舒服，我倆覺得自己怎么能這樣驚擾大師。但巴金先生打好針又進來與我們繼續(xù)說話，非常隨和。

我和李輝跟隨賈植芳開始研究巴金的1978年底，當時74歲的巴金正在香港《大公報》上開始發(fā)表《隨想錄》。這本書是作家解剖心靈的自白書。巴金反復強調“講真話”，敢于對現實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思考。正如蕭乾說的，“巴金的偉大之處在于敢否定自己”，我覺得，在巴金身上，體現了“五四運動”的青年精神，始終追求真理。巴金先生活了一百多歲，仍然是個年輕人。

在我跟隨賈植芳先生進行學術研究的初期，先生著重要求我做到兩點：一是從尋找真相出發(fā)，尊重歷史真實。二是要多學幾門外語，要從世界的范圍來吸收新的思想資源和學術成果。賈植芳先生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之一《巴金專集》時，主動把眼光放到國外的研究著作，從中來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當時我和李輝還在念本科，先生就交給我們一本美國學者奧爾格·朗的研究專著，要我們從中翻譯有關章節(jié)編入專集。我們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與這本書直接有關，我們從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巴金文學世界。

巴金先生的作品，現在看來，仍有一種天真和單純，他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直到人生暮年都沒有失去的理想和熱情。我想，巴金先生永遠不會過時。如魯迅先生所言：“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p>

回想起來，我小時候第一次“見到”巴金是在電視里看到他在挨批斗。很長一段時間，他的作品是被打上負面標簽的，這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開始到處尋找巴金的作品來閱讀。后來進入復旦大學，開始研究巴金，熟悉巴金。他不是一個擅長講話的長者，我們去見他，要自己準備好多問題，我們問什么他就回答。但他自己在文章里一直講，他很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機會。

對我來說，很幸運能和巴金這樣親歷五四一代的作家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我被他的作品感動、被他的人格感動，對他一直懷著很崇敬的心理。巴金不僅是一個文學家的巴金，更是思想者的巴金。武康路113號不僅是巴老居住的地方，更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周末周刊：你說過，如果把文學傳統(tǒng)比作一條洶涌的精神之河，那么，“傳統(tǒng)的水流浸漫我們，滋潤我們，又帶走了我們生命中的信息，傳布開去。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水底的石頭”。

陳思和：每一代知識分子的努力追求，都不是孤立的“代”的努力追求，彼此之間是有傳承和回響的精神聯系，這是一種前赴后繼的關系。歷史研究與當下研究必須聯系在一起，當下必然伸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