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錢鍾書的學術(shù)道路（1949-1966）
1949年8月下旬，錢鍾書攜家人乘火車從上海搬回北京，入清華大學任外語系教授，時未滿四十周歲。1952年，鄭振鐸等人在北京大學籌建文學研究所，錢、楊夫婦參與其中，次年一同調(diào)至該所外國文學組工作，1955年錢鍾書自己改入同所古典文學組，同年該所改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直至1966年8月，錢、楊二人先后被打成“資產(chǎn)階級學術(shù)權(quán)威”和“資產(chǎn)階級學者”，遭受批斗，停止了日常的學術(shù)工作。這段時間，錢鍾書的著述與研究工作，與其四十歲之前的表現(xiàn)相比，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他不再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或許就是《圍城》問世不久受到左翼批評家集中批判的緣故，也或許是進而預感到文學創(chuàng)作上山雨欲來的時代壓力。其次，他逐漸不再直接從事其本色當行的外國文學研究，而是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為業(yè)，個人編《宋詩選注》，又參與集體編寫的《唐詩選》（繼而退出）和《中國文學史》。其三，主要以夫人楊絳的名義，在外國文學研究方面完成了一些翻譯、編選和論文撰述。其四則是作為共和國學術(shù)體制里的成員，受命參與了很多官方組織的活動，包括《毛澤東選集》英譯定稿小組、亞太區(qū)域和平會議翻譯處、黨的八大翻譯處、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小組，等等。最后，錢鍾書在這段時期發(fā)表了多篇具有現(xiàn)代學術(shù)形制的論文，也與此前創(chuàng)作的那些隨筆文章或是詩話形式完成的《談藝錄》相去甚遠。
1955年錢鍾書填寫的中國作協(xié)會員表之局部
與四十歲前的錢鍾書相比，這段時期的錢鍾書減損了文學家的才子氣，也主動改變了從前比較西化的隨筆文風。他的論文、譯筆，乃至為《宋詩選注》《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撰寫的文字，也包括指導楊絳從事的翻譯作品和外國文學評論，都是家常易懂的白話文，這當然與文藝為大眾服務的時代風向有關(guān)。1957年初，錢鍾書赴武漢省父，途中作詩五首，其二“碧海掣鯨閑此手，只教疏鑿別清渾”，自注謂“《宋詩選注》脫稿付印”；又其五“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①]。綜合來看，“閑此手”“別清渾”云云，未必像很多研究者理解得那樣，只是表達自負詩才而聊充選家之職的遺憾[②]，更可能包含了他迫于外部壓力和工作環(huán)境的變化而收斂了在諸多方面發(fā)表著述的愿望。
不過，仍很容易在選目嚴重受干擾的《宋詩選注》、甚至《唐詩選》的某些片段里識別出錢鍾書自己特色的語言藝術(shù)風格。進一步說，即便是應命所制的“官樣文章”，其中也有閃躲騰挪的個人表現(xiàn)，為理性思考時代問題留有馀地。王德威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說到錢鍾書學術(shù)著作，提出“錢先生的研究有這樣的傾向：看起來像是用散漫無章的方式來看待文學，但卻在和一個時代對話”[③]。這正適用于新中國成立后錢鍾書許多不同性質(zhì)和類型的文字，尤其結(jié)合《錢鍾書手稿集》里保存的其個人讀書筆記資料來看，更能發(fā)現(xiàn)他在此時期于文學志趣上的變化，除了受時代風潮的裹挾不得已之處外，也有主動的應對和積極的思考，其中不乏銳利的批評見解和有益的進退方案。在此，不妨先從他進入古典文學組后的一些主要工作說起。
一、《宋詩選注》
對于這段時間內(nèi)中錢鍾書的文學研究事業(yè)，不可避免特別要提及《宋詩選注》。作為被“借調(diào)”古代文學組后的一個主要工作，此書可算是錢鍾書在五十年代做出的一個完整學術(shù)成果。雖然選目上受到外部影響的干擾，但仍保有個人的學術(shù)特點。如劉永翔先生所說，“評第一，注第二，選第三。評雖受制于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卻能帶著鐐銬跳出優(yōu)美的舞蹈；注則其意象探源并世無儔。選則受制于時代，不能自主，非先生之咎”[④]。長期以來關(guān)于此書的學術(shù)價值和錢鍾書在書中的柔性調(diào)整，研究者已有很多重要的結(jié)論，在此不再贅述。著眼于本文的主題，還需要再強調(diào)的是錢鍾書本人積極面對時代環(huán)境之處。
清人阮葵生《茶馀客話》提到，宋詩散佚太多，主要緣于明代人尊唐黜宋，除少數(shù)大家別集傳世，很多小家的詩集都不容易看到了。專門的宋詩選本在明代還很少，著名者如曹學佺《石倉宋詩選》等。到了清代大為增多，今人統(tǒng)計大概有八十馀種，比較著名的如《宋詩鈔》《宋百家詩存》《宋詩紀事》，從篇幅上看都偏大。錢鍾書《宋詩選注》的選詩數(shù)量計290多題，三百八十首上下。清人的宋詩選本里比較接近錢鍾書《宋詩選注》規(guī)模的是《宋詩啜醨集》，由清初遺民詩人潘問奇編纂，共四卷，《談藝錄》補訂本稱“湮沒數(shù)百年，《宋詩選注》始稱引之”[⑤]。
在《宋詩選注》出版前一年的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先有一部程千帆、繆琨編的《宋詩選》問世，非常注重政治觀點正確，多選反映民間疾苦、寫戰(zhàn)事愛國之作，包括為《宋詩選注》所不取的文天祥《正氣歌》，主要是從《宋詩鈔》和《宋詩紀事》的范圍里摘選，其實和《宋詩選注》所借重的主要文獻大體相同，因此有些詩很容易就重復。而在《宋詩選注序》發(fā)表以及《宋詩選注》出版之后，趕上批判“白專”路線。批判者稱錢鍾書此書為“古典文學選本里的一面白旗”[⑥]，尤其是沒有堅持政治標準第一的原則，不收文天祥的《正氣歌》《過零丁洋》等作品。錢鍾書的選目初稿不知如何，經(jīng)過了文學所集體討論，以及所長何其芳的刪改，才得以出版。錢《序》最后說：“假如沒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批評和王伯祥同志的審訂，我在作品的選擇和注釋里還要多些錯誤”[⑦]。
為什么不選《正氣歌》，王水照先生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所舉最重要的證據(jù)見《容安館札記》第615則，主要即原創(chuàng)性不足，用事和全詩內(nèi)在邏輯也很有問題[⑧]。錢鍾書真正的批評標準，是結(jié)合了具體細節(jié)上的才能和通篇作品上的精神兩個方面來看。他擅于從大家名作里面發(fā)現(xiàn)名不符實之處，擅于從小家冷書中間找到可以天才靈光之點，全依賴于這種勤奮又謹慎的批評態(tài)度，其實說白了就是絕不從俗，絕不湊熱鬧，言必己出[⑨]。
《宋詩選注》初版序文里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段內(nèi)容[⑩]。引文主要是說“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shù)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過去的文學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隨后錢鍾書批評宋詩的問題就是把“流”當作“源”，忽視生活，“資書以為詩”。一般后來人都認為說這些話是掛面擋箭牌，但其實也合乎錢鍾書一貫的看法，即強調(diào)文學創(chuàng)作不能只依賴于書本；古人腹笥充實，眼前所見的生活，也許可以參考書本，借鑒前人的寫法來提高自己的創(chuàng)作，可是并不必就此認為這是詩歌的最高標準。正如序文說的那樣：
批評該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適當?shù)谋壤?。假如宋詩不好，就用不著去選它，但是選了宋詩并不等于有義務或者權(quán)利來把它說成頂好、頂頂好、無雙第一，模仿舊社會里商店登廣告的方法，害得文學批評里數(shù)得清的幾個贊美字眼兒加班兼職、力竭聲嘶的趕任務。整個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夸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夸張、夸大它。[11]
其實，這段意思里表達出對于“舊社會”文化出版片面追求商業(yè)價值的不滿，確實很真實地代表了一種追求客觀事實標準的學術(shù)與文化態(tài)度，正像后來楊絳所譯《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寫給讀者的“前言”：“你對這個故事有什么意見，不妨直說；說它不好，沒人會責怪；說它好，也不會得到酬謝”[12]。錢鍾書選擇了一種非常聰明的表達方式，即堅持了自己不從俗的一慣性，又合乎五十年代新社會的精神價值觀念。而《宋詩選注》的編選標準，能有多大程度反映了錢鍾書自己的標準？1988年香港版前言收入了幾年前接受采訪時的一段話：
由于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只有些評論和注解還算有價值。[13]
黃庭堅只選3題5首，絕非真心。陸游選得多達27題32首，可能也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其他在十首或十首以上的詩人，還有王安石（10首）、蘇軾（21首）、楊萬里（15首），陳與義沾了愛國題材的光，選了11首，再就是范成大，12題28首（其中《四時田園雜興》一題選了16首之多），最后是汪元量，2題卻有21首，主要是《湖州歌》選了17首，這個組詩原有98首，寫南宋亡國經(jīng)歷，深受錢鍾書欣賞，認為雖然根柢不厚但是情真意切，遠勝南宋后期那些名家之作。而作為同光詩學表彰的“陵谷山原”那幾位，梅堯臣只有7首，陳師道5首，被錢鍾書獨具只眼所青睞的王令只有3首，比文同、秦觀、姜夔、周密等人的選目還少。
從胡適直到前引劉永翔文章，都已指出《宋詩選注》的選目，基本和前人的選本高度重復。更精確說，錢鍾書主要參考了《宋詩鈔》《鈔補》以及《宋詩紀事》和《宋百家詩存》（最后這部書恰好是《容安館札記》第一則所論），百分之七十四選目與此四書重復。但不可避免重復之處，以及不重復的百分之二十六部分還可以反映出什么價值來？用《錢鍾書手稿集》與《宋詩選注》進行對照，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有意思的線索[14]。比如《宋詩鈔》，錢鍾書的讀書筆記是在湖南藍田國師時做的，抄了其中十五家。從這里根本看不出和《宋詩選注》選目的對應關(guān)系。再看具體的例子，比如王令。我們在《中文筆記》第一冊里看得到錢鍾書對《廣陵先生文集》的讀書摘錄情況[15]?！端卧娺x注》收王令三首詩，第一首《餓者行》見于《廣陵先生文集》卷五，錢鍾書抄錄了本卷的《望花有感》（摘頭四句）、《小雨》（全詩），時或在句末加雙圈以示稱賞，并對后一首略加點評，偏偏對緊接著這兩首之后的《餓者行》不著一字。摘錄卷九里的幾首詩，也未道及入選的《渰渰》那首七絕。只有卷七的《暑旱苦熱》，是札記里有詳論的，而這些內(nèi)容在《宋詩選注》中表現(xiàn)為淵博豐富的注釋。所以雖然只選三首，卻也可能只有一首是錢鍾書欣賞的。
又比如周紫芝的《禽言》（當作《五禽言》），《宋詩選注》錄其四首，并有一則較長的評注，介紹這一題材的歷代名作，認為“周紫芝的《禽言》比他們的都寫得好”，這出自錢鍾書散見各處筆記心得的一個匯集整理[16]。實際上，錢鍾書讀《太倉稊米集》的篇幅不?。ü?頁），關(guān)于卷九《五禽言》卻只抄錄了詩序[17]。
劉永翔先生文章里還提到：
應該指出，書中的寇準、陶弼、呂南公、徐俯、宗澤、李綱、蕭德藻、章甫、洪咨夔、王邁、高翥、羅與之、周密、蕭立之等十四位小家或名家之詩就是完全由先生甄選出來，恕我孤陋，常見的舊選中未見其跡。[18]
小家在詩歌選本里往往最難選。錢鍾書讀洪咨夔《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的筆記，抄了三頁多的篇幅，卻沒有《宋詩選注》里這四首詩[19]?！度莅拆^札記》第321則重讀《平齋文集》，則論及《狐鼠》一篇，即《宋詩選注》稱為宋代人諷刺朝政最猛烈的詩作；還補記從《泥溪》里面摘出的“晚花酣暈淺，平水笑窩輕”兩句，引出的議論比《宋詩選注》這里的兩個注更為豐富精彩[20]。但另外兩題三首詩，都沒有摘錄和評論的線索。選詩的注文只解釋基本意思，不作任何發(fā)揮，顯然屬于錢鍾書不想選的。而對洪咨夔的整體評價，札記和《宋詩選注》論調(diào)也不一致?！哆x注》強調(diào)詩人抨擊時政、哀憫民人，這是容易過關(guān)的。但《札記》里則著重其擅于用典、好談道學，都不是可以在當時拿出來談的特點：
舜俞詩事料富有，機調(diào)輕快，頗近方秋厓，工巧固遠遜，而佻滑之態(tài)亦不若其甚。蓋西江卷軸，稍參以誠齋活法者。好談性理，多用道學套話，又常論邊事朝政，語莊見大，不同秋厓江湖習尚專事批風抹月。[21]
錢鍾書讀洪咨夔《平齋文集》筆記
還有讀高翥、羅與之等人別集的筆記，特別簡略。其中可以看到高翥兩首選詩的線索[22]。而羅與之是江湖派小家，錢鍾書在他集子里只摘了《閑立》的兩句：“四壁盡堪供我隱，一寒未至乞人憐”，看不出和《宋詩選注》的關(guān)系[23]。再去翻看《容安館札記》第438則，讀《南宋群賢小集》本的羅與之《雪坡小稿》，還是抄《閑立》那兩句，這次多了一首詩，即《寄衣曲》其三，是見于《宋詩選注》的，但只有其三?！端卧娺x注》所收另兩首，未見錢鍾書提及。這說明，即使是羅與之《雪坡小稿》這樣的小家冷集，錢鍾書批評他“有筆力心思，欠妥貼”，也細細翻讀過兩遍，其實都未看中入選《宋詩選注》的那另外兩首。他在札記里還說，羅與之“好以七律為理語，如卷二之《動后》《文到》《衛(wèi)生》《談道》《默坐》《此悟》諸首，皆《擊壤集》體之修飭者”[24]，算是很有宋詩特點的詩人，但連邵雍的《擊壤集》一首沒入選，怎么能選羅與之的仿作呢？而《宋詩選注》對羅與之的評價，只是肯定他寫過抒情短詩，同輩沒有趕得上的，這也不像是錢鍾書想說的話。
《宋詩選注》最后選蕭立之詩五首，《蕭冰崖詩集拾遺》的讀書筆記是抗戰(zhàn)時在湖南作的（四部叢刊續(xù)編，藍田國師藏有這套叢書），看重的是“惟宋亡后，感懷故國”的言語，比如《和寄羅澗谷韻》中的“東南文物古遺馀，不料冠紳忽棄如。門外逢人作胡跪，官中投牒見番書”，錢鍾書評“不啻為今日發(fā)”，是對時局的感受[25]?！端卧娺x注》所選全然不同?！度莅拆^札記》第530則相重者有4首，冷落的也是注釋最簡單的那首《茶陵道中》[26]。
由此可見，某些能與時代主旋律一致的少數(shù)選詩，還是可以“幸存”下來的。合乎個人化文學批評標準的另外一些作品，則完全不能體現(xiàn)出來。不過，盡管選目很不如意，在不選什么作品上還算是堅持了自己的原則，這需要非常的勇氣和膽識才可以做到。比如文天祥詩不收《正氣歌》《過零丁洋》，不收辛棄疾的詩，等等。錢鍾書讀《稼軒詩文鈔》的札記開篇就說：“詩粗而尚未至獷，好說理每似邵堯夫……詩之較烹煉耐吟諷者甚少”[27]。鄭思肖也是著名愛國詩人，《宋詩選注》不收。其實讀鄭思肖詩集筆記就說：“所南《一百二十圖詩》七絕，不見妙處；《錦錢馀笑》二十四首，則酷似寒山、拾得，語意更詼詭耳”[28]，都還是從藝術(shù)價值來談的。
《宋詩選注》序最后提到兩部比較流行的宋詩讀本，一是吳之振等的《宋詩鈔》，一是厲鶚等的《宋詩紀事》。對于《宋詩紀事》，錢鍾書指出其中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引書寫錯題目，一個是刪改原詩，后人陸心源《補遺》更是錯誤百出。實際上，自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錢鍾書就計劃修訂《宋詩紀事》，主要著眼在相關(guān)文獻的修補和訂正。2005年，錢鍾書在自藏原書上所作的批注得以影印出版[29]。《宋詩選注》本身帶有文學普及的意義，學術(shù)價值顯得不大，更何況還要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制約；而補訂《宋詩紀事》一書，其學術(shù)意義可能會大很多。錢鍾書對自己的宋詩研究應該是期許非常大的，有個間接的材料可以證明。鄧之誠1959年8月11日日記云：“吳興華來，言有錢鍾書者，作《宋詩選注》，自謂過厲樊榭遠甚。舉世皆狂人，當食無肉，天所以罰之，我輩受其拖累耳！”[30]所記錢鍾書私下恃才傲物的言語，顯然有一定真實性，也許在于他因補訂《宋詩紀事》而自信能將《宋詩選注》做好。但在吳興華轉(zhuǎn)述之下，以一個選本來睥睨前朝文獻家的傳世名著，這就好像純粹是狂言了。鄧之誠有《清詩紀事初編》，自然嫌惡這種狂言；錢鍾書后來在答謝蘇州大學贈書《清詩紀事》的回信中，對鄧書也有微詞，言其“附會影響，甚至杜撰虛造，逞其私智，誤人不淺”[31]。總體來說，《宋詩選注》的評注，大多散見于錢鍾書的著作和手稿，只不過他用通俗的白話完整清楚地又說了一遍。他在文學批評上的自信，更主要來自于為補訂《宋詩紀事》而對宋詩各家全貌所做整體細致的研究，這也是建國初期投入精力很大的一項工作，其成果假如能早日問世，也許可以樹立錢鍾書更高的學術(shù)名聲，但一定不會有那么久遠的影響。從外在的眼光看，致力于文獻上精益求精和詩學批評上實事求是，似乎反倒是一種成全，從名山事業(yè)之文獻家到普及本之選家的角度調(diào)整與身份轉(zhuǎn)變，這其中也產(chǎn)生了某種意義上的積極作用。
錢鍾書補訂《宋詩紀事》，這頁對柳開詩《塞上》的批注可與《宋詩選注》對照
二、參與《中國文學史》和《唐詩選》
錢鍾書在五、六十年代之間還參與了幾件文學所古典文學組同仁的集體工作，主要是編撰《中國文學史》和《唐詩選》。1962年7月問世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里，第二卷“唐宋段由錢鍾書主持，力揚、陳友琴、喬象鍾、蔣荷生、吳庚舜、王水照參加”（《編寫說明》）。通過現(xiàn)在所知的資料，可以看出有些段落顯然出自錢鍾書之手，比如所列“大歷十才子”的名單，一般多依據(jù)姚合《極玄集》的說法，指李端、盧綸、韓翃、錢起、司空曙、崔峒、耿湋、苗發(fā)、夏侯審、吉中孚；若根據(jù)《唐詩紀事》，則為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發(fā)、皇甫冉、耿湋、李嘉祐。《中國文學史》的第六章“唐代文學”，“天寶大歷間詩人”，明確說采用清人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卷十八說法，列出是“盧綸、韓翃、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并言“此外戎昱、皇甫曾、戴叔倫等，也是一時之秀，和十才子的風格也比較接近”[32]。1958年初，王伯祥與錢鍾書二人作為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文學組的成員，負責草擬歷代詩文選本目錄，錢鍾書曾致信王伯祥，肯定的選目包括了一部“管韞山之《唐詩選》”[33]，即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一書。《文學史》在此后又言劉長卿，“他的時期應在盛唐”，這顯然也是錢鍾書的觀點，他曾引過閻若璩《潛邱札記》卷五的著名論斷：“劉長卿之為盛唐也無可疑，而分劉為中。嘗推其故，蓋髙棅誤讀《中興間氣集》，以中興為中唐，于是所選錢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除孟云卿外，盡從而中之”[34]。錢鍾書在讀書筆記中贊賞過顧況“《上古十三章》質(zhì)而切，古而達”，特別摘錄《囝》一章中的“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35]?！多睢穼懏敃r閩中民人將家中男童“絕其陽”送入宮中充任宦官的風氣，尤其譴責地方官吏以此牟利的行徑，在文學所集體編撰的《中國文學史》里，介紹顧況詩歌代表作時也列出此章全文。近年出版的《錢鍾書選唐詩》一書，其中選顧況詩共19首，第一首也正是《囝》[36]。其他還有如戴叔倫的詩作《女耕田行》，《文學史》里也是列出全詩的，同樣也是列于《錢鍾書選唐詩》戴名下的第一首[37]。《容安館札記》第752則，論印度大學教授所著一部有關(guān)梵文詩學的英文書（Sushil Kumar De, Sanskrit Poetics as a Study of Aesthetics, 1963），錢鍾書指出梵文詩學極擅條分縷析地整理修辭手法，竟能聯(lián)想到《文鏡秘府論》中保存的那些討論“詩格”“詩式”“詩例”的唐人著作，隨后說“參看我在《中國文學史》中論《宋代的詩話》那一章”[38]。
除了自己負責的部分，錢鍾書也為文學所同人提供了一些幫助。如《容安館札記》第705則：校改同人撰《文學史》稿 ，因思漢樂府《上山采蘼蕪》一首，古今說者皆未中肯窾。此篇寫喜新厭舊分兩層：第一層指故人言，其事易曉；第二層指新人言，則窺見者尟矣。蓋新人入門以后，相習而成故；故人出閣以后，緣別而如新。是以新漸得人嫌，而故能令公喜。La Fontaine, Contes: “Le Paté d’Anguille”（略）亦只道著一半耳。如謂故夫馀情未斷、悔心復萌，尚是淺看此詩也。[39]
對照《中國文學史》“秦漢文學”第五章“漢代樂府民歌”論《上山采蘼蕪》一節(jié)：
這首詩敘述一個棄婦和故夫偶然重逢時一番簡短的問答。和《詩經(jīng)》里的棄婦詩比較起來，它顯得頗為別致?！敗靶氯藦拈T入”的時候，故人是丈夫憎厭的對象，早就不覺其“姝”。但新人入門之后，“三日新鮮四日舊”，漸漸地也惹起丈夫的厭來，便轉(zhuǎn)又覺得新人“未若故人姝”了。這首詩似乎有意把男子喜新厭舊的心理寫得更深一層。[40]
顯然，文詞風格雖然不同，卻清楚傳達了錢鍾書提出的解釋意見。而第719則開篇也說：“同人撰《文學史》稿，索予刪訂，因復取郭元釪《全金詩》翻一過……”[41]然而翻檢“宋代文學”結(jié)尾一章的“遼金文學”，似乎完全看不出和這則札記的關(guān)聯(lián)來。想必屬于最終定稿時對文學史枝蔓之處的刪削所致。另外，1961年“硬皮本十三”筆記，結(jié)尾涂鴉頁有一段文字：“友琴一章，我上周細看了，也細提了意見，我認為整個說來是不壞的”[42]。
根據(jù)王水照先生等人回憶到的這類字條，可知是單位開會時與鄰座的“筆談”?！坝亚佟敝戈愑亚伲?902-1996），1953年11月入北大文學所古典文學組，此時參加錢鍾書所負責的《中國文學史》“唐宋段”撰寫。他以研究白居易著稱，1961年12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他撰寫的《白居易》這本小冊子，收入“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此處錢鍾書所言可能即“白居易和新樂府運動”那一章。
1962年初，文學所開展了《唐詩選》的編注工作，《容安館札記》第729則開篇曾記此事：“諸君選注唐詩，強余與役，分得王績等十七人”。有意思的是，為了參與《唐詩選》，錢鍾書所做的事情卻是從這則開始，共用了8則長篇札記，“復取《全唐文》溫讀一過，合之十年前評釋，錄于此”[43]。初稿完成于1966年，1975年進行修訂（重訂選目、增補和修改作品注釋、作家小傳等），余冠英、王水照所作的前言（1977年10月）說：“錢鍾書同志參加了初稿的選注、審訂工作，后因另有任務，沒有繼續(xù)參加”。王水照先生晚年回憶：
直到1977年秋，……余先生……要我對照原稿校讀了兩遍清樣（主要是校文字）。這才發(fā)現(xiàn)，錢鍾書先生執(zhí)筆的小家作品部分，刪削十分嚴重。從開卷到杜甫，316頁過去了（全書784頁），錢先生的筆跡只出現(xiàn)在王績、王勃兩處，而且所選王績詩二首及王勃《山中》詩的注釋，也已非錢先生所寫……[44]
數(shù)年前曾有人撰文猜測《唐詩選》約有30家為錢鍾書所選、注、評，王水照先生予以否認，指出“大都與事實不符（杜審言為余先生所寫，劉長卿、張蠙乃是本人拙筆）”[45]。但實際上，還是可以從《錢鍾書手稿集》里發(fā)掘出一些相關(guān)的痕跡。《唐詩選》的兩首王績詩都出現(xiàn)在《錢鍾書選唐詩》一書中，特別是第一首，《在京思故園見鄉(xiāng)人問》，是錢鍾書所特別欣賞的，見引于《管錐編》和《中國詩與中國畫》。并且他有一首《倫敦晤文武二弟》（1935年），其中有數(shù)句顯然是受此詩的影響[46]。又比如韓翃，錢鍾書抄讀其詩筆記最詳?shù)囊槐?，見于“大本”（六）的《全唐詩》摘錄。其中有總評：“明秀典整，七律對仗尤工貼。然終乏微情，都是酬應體耳。亦惟流傳《寒食》一絕‘春城無處不飛花’耐吟諷”[47]。又每次《全唐詩》筆記必摘錄《送客水路歸陜》中“枕上未醒秦地酒，舟前已見陜?nèi)思摇倍?，錢鍾書稱其立意“開后世法門”，比前人此類句法“彌見情理”[48]。此外，《容安館札記》第728則結(jié)尾，提及與文學所同仁商談《唐詩選》注釋事[49]：
今日為諸君說韓君平《送孫潑赴云中》詩（一作韋左司詩，題為《送孫征赴云中》），……謂其詩分三節(jié)，始則壯，繼而悲，終而愈壯，即符辯證之道，因并書之。
按文學所本《唐詩選》選韓翃詩3首，就是上面所提的這3首，同時也都見于《錢鍾書選唐詩》的韓翃名下。從小傳和對于《送客水路歸陜》的評價上，都可以看到錢鍾書讀書筆記手稿的影子?！端蛯O潑赴云中》一詩末注說：“全詩十二句，起四句‘壯’，中間四句‘悲’，結(jié)四句又回復到‘壯’，恰像交響曲的三個樂章，正反而合，首尾銜接”[50]，也和錢鍾書當年所言符合。另外，《唐詩選》的唐彥謙小傳，很明顯出自錢鍾書之手，參看容安館札記第794則便知。司空圖名下選詩一首也許是受到了他的影響，但注文風格并非錢作，“鷹馬”一處，錢筆記非常詳盡，此注顯然未能深入。還有鄭谷那里，也有錢鍾書讀書筆記的一部分影子，再就是方干的小傳及其中兩首選詩。此事需待進一步全面詳細考索。不過，當年《唐詩選》小組會議，“說是五人開會，實際上主要是聽取他的見解”[51]，則就算是他人撰稿又如何呢？
錢鍾書似乎甚不喜李頎詩，這與“常識”不合：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選東川詩7首，更不必說《唐賢三昧集》。而《管錐編》引李頎七律《送魏萬之京》的“朝聞游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渡河”二句，不過是舉例說明“跨句倒裝”的特別格式；摘錄“名篇”《送陳章甫》結(jié)句“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也只是為印證“慰人自慰，每強顔達觀”之理；要展示唐之詩流誤用“吹噓”詞義，有更高階的杜甫為例，便只需列其姓名就夠了[52]。筆記里曾摘述《越縵堂日記》的苛評：
太白七絕、東川七律，予俱不解佳處。如《送孟浩然》“故人西辭黃鶴樓”一首，超拔而無黯然之意云云?！瓥|川詩僅七首，……惟《送魏萬》一首，清華朗潤，通首俱佳?！端屠罨亍贰爸賹俅笏巨r(nóng)，詔幸驪山職事雄”[亦],而“雄”字強押?！端蕃摴U房》《題盧五舊居》二作尤劣。[53]
按“東川詩僅七首”，指的是收入《全唐詩》的李頎七首七律。錢鍾書曾在晚年《全唐詩》筆記里摘錄了其中的《寄司勛盧員外》和《寄綦毋三》，指出“明七子所模追者”[54]。他對于李慈銘的批評未加駁難，也許就是贊同？尤其《送李回》題名旁密畫四圈，“亦”字衍，把原本稱道的話吞了回去。而讀到方貞觀（南堂）《輟鍛錄》聲稱自己“最喜李頎一篇”即《雜興》（青青蘭艾本殊香）時，作札記者忍不住評泊：“意庸調(diào)俗，議論為詩之惡劣者，南堂所賞者只此乎？然《白氏文集》卷十五《放言五首并序》，又王壬秋《王志》卷二皆甚稱東川此首，故不可解”[55]。文學所《唐詩選》收了李頎詩5首，原有《題盧五舊居》這首七律[56]，后被刪去，不知是否也因為錢鍾書的意見？
1966年之前，錢鍾書還曾與文學所青年吳庚舜合寫論文《也論〈長生殿〉》（署名“吳庚舜、孫辛禹”），發(fā)表于《文學評論》1965年第2期；并為另一位文學所青年王水照的論文《韋莊與他的〈秦婦吟〉》撰寫審稿意見?！兑舱摗撮L生殿〉》是回應《文學評論》1962年第2期所載許可《論〈長生殿〉》而作的商榷文章。1954年全國發(fā)起洪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此后有一大批研究論文出現(xiàn)，圍繞著戲劇主題和唐明皇楊貴妃的愛情進行討論。許《論》對李楊之愛情給予了全面肯定，而《也論》則提出《長生殿》描寫的“理想愛情”并不符合史實，而很多批評家認為洪昇借題發(fā)揮愛國情思的看法則顯得迂回牽強，最后指出今天文藝作品不需要再著眼于描摹帝王后妃的悲歡離合了，以袁枚詩句“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里多”，巧妙地告誡社會主義文學藝術(shù)不可再去“宣揚剝削階級的思想”?？梢钥闯觯撐牧⒁夂椭黝}是年輕一代追求進步的表現(xiàn)，但顯然有錢鍾書的總體把關(guān)和指引，整體論述上即便帶著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氣息，也會使人感受到非常細膩周全。有些材料證據(jù)顯然是錢鍾書提供的，比如袁枚此詩，“殿里”應作“殿上”，《容安館札記》第624則論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及補記里的兩次引文就都抄錯了[57]。又如文中提到唐明皇于天下選拔他后宮里的“花鳥使”，作者批評說：“難道他對待婦女的一貫態(tài)度不都是因色而寵，‘色衰愛弛’嗎？”“色衰而愛弛”，這句出自《史記·呂不韋列傳》的話后來成為《管錐編》里一個大書特書的論題。文中還說：“當時有個文人兼書法家呂向作了一篇《美人賦》來諷諫，大大觸怒了這位好色的皇帝”，腳注引的參考文獻，包括“《新唐書》卷二〇二《呂向傳》，《全唐文》卷三〇一呂向《美人賦》。又卷四四七竇泉《述書賦》自注”，正可與《容安館札記》第733則參看：
卷三○一呂向《美人賦》詞頗蹇吃。白香山《上陽人》自注云：“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痹 渡详柸恕纷宰⒙酝?。卷四四七竇泉《述書賦》稱向“歐鍾相雜，自是一調(diào)；其于小楷，尤更巧妙”，自注：“呂以《美人賦》忤上，賴張說進諫得釋?！?/p>
至于1965年4月為王水照論文《韋莊與他的〈秦婦吟〉》撰寫審稿意見，已有當事人非常詳盡的記述和分析[58]。錢鍾書對二十世紀初才重見天日的韋莊《秦婦吟》一直評價不高，早就提出“韋端己《秦婦吟》……一千六百馀字。今人推韋端己《秦婦吟》，只以其長”[59]。《容安館札記》第789則更進一步說明不看好此詩的理由：
唐人記敘之什，莫長于韋端己《秦婦吟》，絮煩不殺，支蔓失剪，起處只字不及秦婦身世，而婦自言乞漿逢翁，卻轉(zhuǎn)述是翁鄉(xiāng)貫、家業(yè)甚備，詳略失當。更可議者，通首盡記婦語，正津津頌贊周寶（見《觀堂集林》卷二十一《秦婦吟跋》）德政，忽然便止（避難徒為闕下人，懷安卻羨江南鬼。愿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幾同曳白，與少陵取別、香山下淚之皆落到自身者大異。則端己與此婦陌路相逢，如何了局收場，令人悶損，殆類《文心雕龍·附會篇》引《周易》所謂“臀無膚”者。晚唐小家僅知求工字句，至謀篇章法之完概乎未知。[60]
這番結(jié)論，自然就不能同意王水照文章原本將韋莊效仿杜甫寫作“詩史”的觀點，背后則指向陳寅恪“端己生平心儀子美”的說法（《韋莊秦婦吟校箋》），遂引導青年學者在論文中以實際例證說明韋莊“一生崇杜”只是表象而已。至于王文另一重要時代論題，強調(diào)黃巢起義的“革命性”與“歷史的正當性”，有一處引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未注出處，也被審稿人一眼看出，——畢竟他是抄讀過馬克思德文原著的[61]。
三、讀書筆記、札記的手稿
總體看來，錢鍾書在1949至1966年這段時間的寫讀書筆記最為活躍和勤奮。目前出版的《錢鍾書手稿集》共計71卷影印本。其《中文筆記》20卷，收入了83冊筆記本以及若干殘頁，而作于這段時間的筆記，至少有23冊完整的筆記本，占總數(shù)的近三分之一。《外文筆記》48卷，共計179冊以及32個文件夾，后者是打字稿散頁的匯編收入，而作于1949-1972年間的讀書筆記（姑以整理者所作分期為準），共82冊，大多數(shù)應該作于這段時間；此外還有大量打字機稿散頁和讀西文報刊的筆記（1954-1992，共23冊），合起來遠遠超過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更何況另有《容安館札記》三大厚卷，共2570頁密密麻麻的中外文交疊混雜的手稿，其排序至于第802則，實際約780則；這些手稿除了頁邊的補記、批抹，正文都作于1949-1974年間。其中至第769則論《周易正義》之前部分，可確定系這段時間中所作[62]。這些札記不同于《中文筆記》《外文筆記》里單純的讀書摘錄，多有縱橫比較、總結(jié)心得之處。有些甚至帶有著述草稿的性質(zhì)。大致可分為幾種形式：
一是圍繞某句引文所發(fā)，前期即短篇小札組成一則，后期則多段小札合為一則，稱為“雜書”或是“jottings”；
二是圍繞一部專書所發(fā)；
三是圍繞某個話題所發(fā)；
四是少量的錢詩定稿（共計14則）。
第二種形式的專書札記，大多篇幅較長，更突出反映錢鍾書的閱讀史。札記中有些是專為補訂《談藝錄》而作，一部分為《宋詩選注》備稿[63]，一部分則與文學所的《唐詩選》和《中國文學史》編寫工作有關(guān)。其中的中國古典名家詩集專書札記，還是在延續(xù)《談藝錄》的思路，多針對已有注本，窺隙攻難而欲為“補注”。至于讀總集類文獻或是小家冷書，則多注意甄選佳句妙喻。時常有意將中外文札記均勻排列，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錢鍾書的日常閱讀習慣，但在全部札記中間一段很長時間里，明顯都是針對中文古籍特別是宋代集部大下功夫。因此統(tǒng)計外文專書札記的數(shù)量，相較也就少很多。
本文重在討論錢鍾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780則《容安館札記》里有一兩百則是在逐部評論宋人別集，這些多與《宋詩選注》的工作有關(guān)，但顯然遠遠超出了那個范圍的工作需要。假如可以認真比對材料，也許可以挖掘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錢鍾書選評宋詩》（選目應遠遠超過《宋詩選注》的規(guī)模）。還有很多札記是與增改《談藝錄》一書的計劃有關(guān)。早在1950年，周一良、周玨良所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就收入了錢鍾書的一篇《黃山谷詩補注》，主要內(nèi)容即三十年后《談藝錄》再版時對該書第二則的補訂?！度莅拆^札記》第19則出現(xiàn)兩處可以增補《談藝錄》的標識。此后如第35則讀鍾惺《隱秀軒集》、第36則讀平步青《霞外捃屑》、第105則讀郭麐筆記中論荊公、山谷兩家詩、第220則讀洛布本《古希臘長短短長格詩家集》、第221則讀鈕琇《臨野堂文集》、第242則讀韓菼《有懷堂文稿》，以及后續(xù)幾十處，都有明顯的這類標識。至第601則開篇：“明季清初詩派，大致分為七子與鍾譚兩體，牧齋未嘗能摧陷廓清?！墩勊囦洝返谝欢逯烈欢摷啊度赵返诙倬艅t已略考之，茲復補證數(shù)事?！边€有第605則讀荊公詩李壁注，篇幅較長，開篇也說“頃復披尋，于《談藝錄》所舉外，復得數(shù)事”；第616則讀《劍南詩稿》所云“余《談藝錄》中論放翁詩甚詳，今偶披尋，頗少剩義，稍附益一、二事”；另外，第794則也說“重閱李長吉詩，偶有會心，志之以補《談藝錄》。前人所論，足相輔佐者，亦附及焉”[64]。顯然，這些篇章都有明確的目的，是對《談藝錄》原刊本重要論題進行增補的草稿。此外，在有些札記中，錢鍾書特別提及是重讀相關(guān)文獻，但他并非簡單的重復，往往會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問題，特別從前讀時評價很高的有些書或作品，經(jīng)重讀卻不再稱許。比如第77則，讀納蘭性德的《飲水詩集》二卷：“十年前讀此頗賞其吐屬高華，今復披尋，乃知徒矜亮節(jié)，實尟切響，不耐吟諷”[65]。第101則讀《四部叢刊續(xù)編》里的許月卿《先天集》，則是原來只見選本而覺得有點小瑕疵，如今則發(fā)現(xiàn)全貌所呈現(xiàn)的情況更糟：“向在呂晚村、吳孟舉《宋詩鈔》中睹月卿詩，只覺其纖薄。今觀全集，乃知吊詭逞奇，破律壞度”[66]。還有像北宋文人徐積的《徐節(jié)孝先生文集》（第120則），錢鍾書也失望地說：
曩只在《宋元學案》《宋詩鈔》二書睹仲車所為詩文，今始得見其全。詩、文皆冗獷可厭；詩尤以怪誕之格，作腐朽之語。古體欲出入玉川、太白、昌黎間，真畫虎類狗、代斫傷手者也……[67]
這種情況還出現(xiàn)于讀清人陳元祿《十二種蘭亭精舍詩集》的感受，見第176則，錢鍾書謂“三十年前閱張祖廉《娟鏡樓叢刊》中有《抱潛詩存》，因論之曰”云云，引少時日札的評述，即受晚清名家李慈銘對陳詩過度褒獎之詞的影響，一直想讀其全集，而“今之所見，亦無以遠過”[68]。又見第284則，讀南宋理學家薛季宣的《浪語集》時說：“《石遺詩話》謂散原詩似士龍，耳食之徒轉(zhuǎn)相稱述，余二十年前即不解其說，今再籀繹，益信為無稽之談”[69]。還有像第488則，讀唐沙門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八十卷，錢鍾書更是感慨：“余十年前閱《大藏》至此經(jīng)，厭其鋪張排比，堆床疊架，未終卷即棄去。今勉為卒業(yè)，終有所得不償勞之嘆”[70]。雖然苦于書齋事業(yè)某些不能依照他本人的樂趣和志向有所作為的功課，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較于十年前（當在抗戰(zhàn)末期）上海歲月，此時畢竟是可以較為安心地勉力讀完枯燥的大部頭了。
又比如1960年5、6月間，讀阮大鋮《詠懷堂詩》，用1928年南京國學圖書館印本（第697則）。篇幅近萬字，開篇即言：
三十年前，是書方印行，見散原、太炎諸人題詞，極口嘆賞，胡丈步曾復撰《跋》標章之。取而諷詠，殊不解佳處安在。今年端午（庚子）胡丈以詩稿六巨冊屬刪定，忽憶集之此書，因復批尋，乃知得法于鍾、譚，而學殖較富，遂以奧古緣飾其纖仄，欲不瘦又不俗。凡學竟陵而恥寒窘者，大率如此，與倪鴻寶、傅青主、王覺斯同源異流者也。余嘗謂謝客山水詩以矜持矯揉之態(tài)，作蕭散閑適之語，充其量不過巧奪天工，終未能妙造自然。圓海變本加厲，幾于扭頭折項、擠眉弄眼，以示其天機自在，與林艾軒所謂“大踏步走出”者，何啻胡越！[71]
也許是有意，札記里特別提到重新“批尋”此書的時間是“端午”之后——一個紀念愛國詩人、表彰其氣節(jié)的日子。錢鍾書將這段追憶和感慨后拆成兩段，寫入《談藝錄》“補訂”的不同部分，其中特別又批評當年隨口贊美阮詩的陳、章、胡等人，“諸先生或能詩或不能詩，要未了然于詩史之源流正變，遂作海行言語”云云[72]。不僅如此，這則札記結(jié)尾還批評了“柳翼謀丈”即史學家柳詒征為阮大鋮“末減”的做法，由此錢鍾書提出自己的看法：“竊謂大奸巨惡，千秋唾罵，而一藝偶長，亦易得賞音，正復如氣節(jié)之士，文以人重耳”。[73]指出陳、章、胡等人稱許阮大鋮詩集的背后心理原因，實際上還是不能客觀地就詩論詩，這與過分表彰“氣節(jié)之士”（比如文天祥、鄭思肖或是陸游）的文學作品其實貌異而心同。在這則札記里，錢鍾書仍不厭其煩地詳盡摘錄了阮詩“佳處偶遭”的若干片段，并未因他所持嚴苛的批判標準以及篇首針對前賢過譽之處所表達的不滿而忽視其詩句里的光芒，這好比夏夜柔和的微風會將若干微不足道的螢火蟲匯集成可愛的景色一樣（即“風善定螢情”，乃所引《隨園詩話》里稱贊的阮氏詩句）。
《詠懷堂詩》1928年鉛印本，陳三立題詞
在提出新見解和對舊說進行增補訂正的過程中，錢鍾書逐漸產(chǎn)生了新的著述想法，就是指1972年3月他從河南干校返回北京后動筆、1979年8月后陸續(xù)出版的《管錐編》這部龐大著作。從該書所涉及十種樞紐性質(zhì)的經(jīng)典看，《容安館札記》皆有其草稿，可以下表說明：
作為一部書的草稿形態(tài)而言，上述所列諸則間還夾雜著許多篇幅很長的論及他書的札記。并且從規(guī)模上大多也還不足：加上后來增補的內(nèi)容和腳注，《管錐編》“《左傳正義》”這一輯的文稿約7萬字上下，《容安館札記》第772則字數(shù)在3.7萬左右；“《史記會注考證》”一輯的總字數(shù)至13萬，《容安館札記》第773、778兩則合起來不到5萬字；“《太平廣記》”更有18萬字，札記也不過5萬字；至于篇幅最大、接近半部《管錐編》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字數(shù)當在60萬上下，《容安館札記》里的這部分草稿是沒有完成的，到第425則才論到《全宋文》，此后的第774則只是前面部分做的很多補充。但無論如何，這些札記已經(jīng)呈現(xiàn)了較為全面完整的《管錐編》框架。
錢鍾書抄讀唐《五經(jīng)正義》之三種經(jīng)疏，見《中文筆記》里的“硬皮本二十三”和“硬皮本二十四”，這是《容安館札記》第769-772則展開討論的文本基礎(chǔ)。根據(jù)范旭侖先生賜閱的未刊稿《錢鍾書著作考異（中文筆記部分）》，“硬皮本二十三”（即“《毛詩正義》冊”）作于1967-1971年，“硬皮本二十四”（即“《左傳正義》續(xù)冊”）作于1972年。后一冊中還有讀《楞嚴經(jīng)》的筆記，很難得看到某頁眉簡略批注了筆記的時間：“余今年亦62（明港，1972年1月12日）”[74]。由此可知，《管錐編》頭三種經(jīng)部典籍的論題構(gòu)思于干校時期，成稿于回京之后。
四、構(gòu)思《管錐編》
從《容安館札記》到《管錐編》，其中存在一些研究焦點的變換，這使得錢鍾書從《談藝錄》補訂里的修辭和詩學問題，逐漸有意轉(zhuǎn)向思想學術(shù)的層面。像第695則的《焦氏易林》札記，起初可能還是著眼于“賞其文詞之妙”，以及楊慎摘其佳句而“竟陵派師其說，極口稱賞，皆具眼人也”的這個判斷，似乎還是和《談藝錄》里進行的竟陵派研究關(guān)系較多。至于《老子王弼注》，就是受到當時“學馬列”風氣所觸動，錢鍾書隨著讀了德文哲學原典，繼而反過來研究《老子》。第755則開篇明確說：“閱《黑格爾著作選》，因溫《道德經(jīng)》一過。適見坊間有朱謙之《老子校釋》，遂偶披尋”[75]。朱書初版于1954年，1962年版有補訂本，錢讀到的應該是后者?！独献印吩谖迨甏笃谕蝗涣餍虚_來，不僅出版了多部重要的注本，還有很多新時代哲學家參與討論。1959年為紀念“五四”而舉行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爭論焦點之一是老子哲學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唯物主義的。此后各地出現(xiàn)了許多爭論文章，一直延續(xù)到60年代初。這個時期連毛澤東出行攜帶的書籍里也總是有《老子》。朱謙之《老子校釋》問世于1958年，隨后被錢鍾書注意到。他指出朱謙之書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究其根本，在于以碑本作底本，尊崇河上公本系統(tǒng)，背后的態(tài)度，相當于是在一個輕視古典傳統(tǒng)的時代，批判王弼本系統(tǒng)參錯歷代文人己見，與老子本義相悖。錢鍾書在札記中對朱著大加駁斥，相關(guān)意見也已收入到《管錐編》?？械闹饕浴皶r賢”代稱批評對象，并僅說對于王弼本的感情乃是“從吾所好”，將實際上對學術(shù)風尚的憂慮全藏于紙背了[76]。
《管錐編》開篇論“易之三名”，雖為《周易正義》一編的總起，實則也是全書的總序。此處關(guān)于黑格爾“奧伏赫變”的討論就是出現(xiàn)在讀老子的札記里。黑格爾《邏輯學》可能是整個《管錐編》最初計劃的推動力，1966年楊一之的中譯本出版，中譯者對黑格爾鄙夷中文無思辨能力的段落毫無申辯之詞，錢鍾書深感“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77]，這個刺激使他進一步去清理讀書心得?！胺蜣q證法精神命脈，不僅在正反之合，而在合而別生正反，生生不已，綿綿相續(xù)（Das fortreibende Prinzip des dialektischen Gedankenganges）。此乃黑智爾之所獨窺，前人未之或知”[78]，而正與《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說法相合。由此可見錢鍾書看重《老子》王弼注本的意義，主要在于其闡發(fā)了深刻的哲學思想，可與西方的“辯證法精神”較量高下，故并不另求一所謂《老子》的原始面目。王水照先生引1984年12月22日錢鍾書信，提到“上周有法人來訪，頗稱拙著中《老子》數(shù)篇，以為前人無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義基本模式者。因問弟何以未提及馬王堆出土之漢寫本《德·道經(jīng)》，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79]，即此道理。
1973年7月30日，吳忠匡寫信給蘇淵雷，提到錢鍾書的消息：“來書謂正集舊所讀《易》《詩》《左氏》《史記》《老》《莊》《墨》以下二十一種書筆記為《志林》，而將以西文屬草評泊西方典籍之作為外篇別子云”。[80]這段信息非常重要：一則顯示起初的《管錐編》書稿擬題《志林》，只是摹仿《東坡志林》的題目，表明著作是對一些重要書籍的批注匯總；這自然不及后來成書的《管錐編》題名更為巧妙、自有個性。其二在于，錢鍾書動筆時心里的計劃竟然多達“二十一種書”，還包括了《莊子》和《墨子》兩書。讀《管錐編》“《列子張湛注》”第一篇的總起部分，先有一大段落顯得跑題，所敘實為《莊子》文辭的早期評價史，謂此書是逐漸提升而超拔諸子，終與司馬遷、屈原并列，接下來才說后人對《列子》的評價史也是如此，而“余觀張之注《列》，似勝王弼之注《老》，僅次郭象之注《莊》”[81]。這和《容安館札記》第759則（即《管錐編》“《列子張湛注》”草稿）所言“張?zhí)幎茸⑽纳性谙?、郭注《莊》之下”看法一致[82]。又知1963年上半年時，錢鍾書有詳讀《莊子集釋》一書的筆記，密密麻麻達90頁[83]，其中頗注意摘錄郭象注文，很可能就是與他原本著作計劃有關(guān)系。
而在1965年上半年的讀書筆記“硬皮本十五”里，譚戒甫《墨辯發(fā)微》夾在朱謙之《老子校釋》、楊伯峻《列子集釋》的筆記之間[84]。此后還有“硬皮本十九”里的孫詒讓《墨子閑詁》筆記[85]，其中《墨經(jīng)》四篇（《上、下經(jīng)》《大、小取》）空缺，錢鍾書標識“見《摩訶止觀》冊”[86]，指上面的《墨辯發(fā)微》筆記[87]。范旭侖先生賜閱的未刊稿謂這冊筆記作于1976年，有些內(nèi)容已吸收進了《管錐編》書中。由此可見，錢鍾書著作計劃早期藍圖里的《墨》主要可能就只是《墨經(jīng)》，如《容安館札記》第757則開篇所云：
閱亞理斯多德 Organon (“The Loebs Classical Library”) ，因重溫《墨子》書中《上、下經(jīng)》《大、小取》。此數(shù)篇素號難讀，乾嘉以來，治《墨》者竭漢學訓詁之能事，參西學格物之緒余，荊榛稍辟，昏翳漸消，然索解勿得者，仍復連篇累牘，而以《經(jīng)下》為尤甚。近人譚戒甫畢生盡氣，成《墨辯發(fā)微》一書，頗思平章眾說，力破馀地，自矜于學問博究傍通，以攻玉之石，借明之鑒。厥詞甚夸，《老子》所謂“馀食贅行”者。其奮筆改字，亦有鄉(xiāng)先輩王壬秋之風。而不閑文詞，又闇名理，異于慎思明辨、潔凈精微之學，故雖極才力，終歸鄙妄?！澱龜?shù)事，至光學、重學諸條，末由斷其得失，聊付闕疑。譚釋語動輒千百言，文繁無當，余只標舉要旨爾。[88]
可知也是對照西學而重溫中華古典。這里對譚戒甫同樣批評得十分嚴厲。札記論《經(jīng)上》12條，論“難讀”之“尤甚”的《經(jīng)下》2條，又論《小取》1條，顯得虎頭蛇尾，當是未能完成。這則札記最后也說：
揮汗書至此，情怠意倦，目瞑手闌矣。[89]
可以想見其心力之衰退，在這類思辨問題上逐漸不似青年時代那么敏捷活躍。幾年后干校歸來，又面臨顛沛流離搬家之苦和身體上的疾病困擾，最終論《莊》《墨》部分未能成書，也就可以理解了。不過，從這條札記還是可以看出錢鍾書的大體思路，基于所擅長的中西比較，多援引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各篇，如指出譚氏附會“或然率”（Law of Probability）一詞的含義，以為是《墨子》文中用以指稱揣度未見之事實的“億”，“亞理斯多德早云：‘A probability is a generally approved proposition: what men know to happen or not to happen, to be or not to be, for the most part thus and thus, is a probability’”[90]，蓋只是習然、常然的意思而已。又，《經(jīng)》上：“謂，移、舉、加”，《經(jīng)說》上：“狗犬，命也。犬吠，舉也。叱狗，加也”。譚解：謂即謂詞（Verb），移謂即“Noun used as verb”，舉謂即“Intransitive verb”，加謂即“Transitive verb”。錢鍾書評云：
譚附會西書，誤謬百出……此條乃其最。謂者，邏輯學之Predication，亞理斯多德所謂Categories，非謂詞所得而限。移與命，即what(or substance, genus, species)，舉即what doing(action)，加即what suffering(affection)，參觀Categories IV (Organon, I, p.17)。[91]
客觀地看，他對于譚氏解墨功績的抹殺有過甚其辭之處，但列出在運用西方邏輯學經(jīng)典時基本概念的認識錯誤，這些正本清源的指摘也是頗為切要的。
亞里士多德《工具論》之《范疇篇》(“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從1972年寫定的《管錐編》自序看，目前的規(guī)模只是比較容易整理出來的一輯：“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假吾歲月，尚欲賡揚。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其他部分將來再加以“賡揚”。此外有一個外篇，這和《談藝錄》以詩話為外篇意思不同，是用外文寫成的，此“外”是“外文”之“外”了。1978年1月為自序的“又記”說：“初計此輯尚有論《全唐文》等書五種，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寫定各卷中偶道及‘參觀’語，存而未削，聊為異日之券”。那么這個完整的“一輯”計劃，至少應該是十五種才對。1987年錢鍾書致信廈大教授鄭朝宗，說“假我年壽，尚思續(xù)論《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簡齋、《莊子》《禮記》等十種，另外一編”，過了十年說法又變了，謂前面就算完整一輯或一編，后面可再寫另外一編，列出了七種的題目?！豆苠F編》各處偶爾提到的“參觀”二字，涉及《全唐文》的內(nèi)容很多，文中還出現(xiàn)“別詳《杜少陵詩集》卷論《渼陂行》”（第2156頁）、“詳見《杜少陵詩集》卷論《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第696、2272頁）、“別見《玉溪生詩》卷論《錦瑟》”（第1871頁）、“詳見《玉溪生詩注》卷論《夜雨寄北》”（第195頁）等語。楊絳所撰《錢鍾書手稿集》總序里也回憶：“他曾對我說：‘我至少還想寫一篇《韓愈》、一篇《杜甫》’”。
而這些計劃早在1949-1966年這段時間的最后幾年也都開始準備了?！吨形墓P記》的“硬皮本二十一”（1963年上半年）里還有《全唐文》《唐文拾遺》的長篇抄錄，《容安館札記》第729、731、733、735、737、739、741、743則都是論《全唐文》的，第745則論《唐文拾遺》。第789、790則（補第708則的主題）專論仇兆鰲《杜詩詳注》。這些札記篇幅都很長，且與先收入《管錐編》里各篇相毗鄰，顯然就是《管錐編》未完成部分的草稿。
五、馀論
《容安館札記》第761則，錢鍾書記重溫《楚辭》的心得。難得之處，開篇先記述了自己當時的生活狀況：
丙午正月十六日，飯后與絳意行至中山公園，歸即臥病，蓋積瘁而風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動，通身汗如濯，心躍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讀》卷十五李鄴嗣《肺答文》云“風自外干，涎從內(nèi)塞……未發(fā)云云，輒聞喀喀……積邪大涌，蘊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釋”，不啻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勝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來復矣，仍殗殢無生意，杜門謝事。方疾之劇，如林黛玉臨終喘甚，“躺著不受用，扶起來靠著坐坐才好”。每夜勞絳臥起數(shù)回，真所謂“煮粥煮飯，還是自家田里的米，有病還須親老婆”也。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終日悶睡，自云“有林黛玉意思”。余今歲五十七，亦自擬顰兒呻吟氣絕狀，皆笑枋耳。病榻兩夢圓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歲。二月初六日書。起床后閱《楚辭》自遣，偶有所得，率筆之于此。[92]
這是1966年初，那年春節(jié)特別早，所記在元宵節(jié)第二天（2月5日），至二月初六（2月25日）。中山公園在天安門西側(cè)，春季期間常有花展。據(jù)相關(guān)記載，到這年8月，園中的盆花1.7萬盆，除了保證“政治用花”的2500盆外，其他將被全部處理[93]。錢鍾書自記出門受寒而臥病在床，筆觸很生動，雖處處引經(jīng)據(jù)典，但都歷歷在目。而直陳心事處，說得卻特別簡略，即思念女兒。1965年9月，錢瑗赴山西武鄉(xiāng)城關(guān)公社參加“四清”運動。是年11月，錢鍾書也隨郭沫若帶隊赴山西多地共11處生產(chǎn)大隊參觀“四清”運動，其間又患了感冒，回京后與同隊的各位專家都提交了參觀心得報告[94]。
《容安館札記》第761則
前文曾引《楞嚴經(jīng)》筆記，標注著1972年1月12日身在明港干校的時空坐標。那時，他讀到佛經(jīng)里一位62歲老者自述年少至衰老，心念旋生旋滅，難以把握。錢鍾書似在感慨自己與其同年[95]，時代變幻的風向，影響到個人、家庭的命運，在他看來更加難以安心。
《中國詩與中國畫》里引法國文學批評家圣伯夫的話，云“盡管一個人要推開自己所處的時代，仍然和他接觸，而且接觸得很著實”（on touche encore a son temps, et très fort, même quand on le repousse）[96]。書齋索居獨處的人，也許沒能力追趕時代腳步；讀書求快貪多的人，也許感受不總是那么敏銳。但風潮當頭，難免還是有深刻觸動，案頭有些聲音喚醒了一部分思想。概而論之，就是堅持清醒而獨立的個人讀書志趣和言必己出的學術(shù)批評之真誠態(tài)度，同時直面時代的問題，這種獨特的思考和論說方式，代表了錢鍾書學術(shù)著作里看似遙不可及卻又無處不在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三十年前，身經(jīng)外寇入侵的年代，錢鍾書和從前熟悉但仍隔閡的杜甫、元好問產(chǎn)生了共鳴。而1966年之初，他在病榻臥床二十天后，想從《楚辭》那里尋找的消遣或慰藉，未嘗不包涵著感應風暴將至而產(chǎn)生的憂思。逐漸不安穩(wěn)的書齋生涯，引出千頭萬緒紛沓而來，那些熟悉親切的“大經(jīng)大典”，在錢鍾書心頭萌生新的篇章，等他數(shù)年后從遠野歸來，將一一訴諸筆端。
注釋：
[1] 錢鍾書：《赴鄂道中》（五首），《槐聚詩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第119頁。
[2] 楊絳明確解釋為“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和評論工作”，卻也說第二首“專指《宋詩選注》”（《錢鍾書與〈圍城〉》），楊絳：《楊絳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92頁。研究者依據(jù)錢之自注，認為主要就《宋詩選注》而發(fā)。參看陸文虎：《“圍城”內(nèi)外：錢鍾書的文學世界》，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79-180頁；李洪巖：《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鍾書的生平與學術(shù)》，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419-420頁；季進：《錢鍾書與現(xiàn)代西學》（增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頁；周景耀：《作為“詩可以怨”的〈宋詩選注〉》，《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151頁。
[3] 陶愷：《什么樣的文學史，已寫到2066年？》，《南風窗》2022年第19期，第110頁。
[4] 劉永翔：《讀〈宋詩選注〉》，馮芝祥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第142頁。
[5]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72-473頁。
[6] 黃肅秋：《清除古典文學選本中的資產(chǎn)階級觀點：評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光明日報》1958年12月14日，第6版“文學遺產(chǎn)”。
[7]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文學研究》1957年第3期，第66頁。在后來的單行本里，“批評”改為“提示”。
[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099頁。
[9] 王水照先生提及《正氣歌》還有一個問題是“破體為文”，就是以文為詩、以賦為詩。王水照：《〈正氣歌〉未入選〈宋詩選注〉的舊事重提》，《文匯學人》2020年10月9日，第W02版。
[10] 今版序言的另外一處所引毛澤東文章，實際上是1979年6月的“北京第二次印刷”本里才進行增改的（未加“北京”字樣的“第二次印刷”本則問世于1963年）。
[11]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文學研究》1957年第3期，第59頁。這段文字和后來的版本比較，無任何改動。
[12] 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楊絳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3頁。
[13] 錢鍾書：《宋詩選注》，附錄《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7頁。
[14] 劉永翔先生在2003年《容安館札記》影印出版后也寫過一篇《〈容安館札記〉與〈宋詩選注〉》，刊于《萬象》2004年第2期，第18-26頁。近年還有以此為題的碩士學位論文，如李逃生：《〈宋詩選注〉與〈容安館札記〉比較研究》，江西師范大學，2015年。
[1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65-468頁。
[16] 比如引清人樂鈞的38首《禽言》，見于第184則；陳造《布谷吟》處，見于第360則；“脫卻破袴”一語，出自姚椿《通藝閣詩續(xù)錄》卷五，本作“脫卻布袴”，亦見于第360則。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61、579-580頁。
[1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6卷，第302頁。
[18] 劉永翔：《讀〈宋詩選注〉》，馮芝祥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126頁。
[1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4卷，第161-164頁。
[2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534-537頁。
[2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534頁。
[2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3卷，第383-384頁。錄《秋日》全詩及《曉出黃山寺》里的兩句。
[2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3卷，第383頁。
[2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996頁。
[2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122頁。
[26]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881-883頁。
[2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第448頁。
[2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558頁。
[29] 錢鍾書：《宋詩紀事補訂》，全5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年。
[30] 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1173頁。
[31] 卜志君：《高山流水話知音——錢仲聯(lián)談錢鍾書》，沉冰主編：《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44頁。
[32]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411頁。
[33] 范旭侖：《錢鍾書在文學研究所——〈王伯祥日記〉中的記述》，《南方都市報》2017年12月31日，“閱讀”版。
[3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961頁頁眉引。參看葛曉音：《劉長卿七律的詩史定位及其詩學依據(jù)》，《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第20-23頁。
[3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294頁。按，原詩注：“閩俗呼子為囝，呼父為郎罷”。
[36] 錢鍾書選、楊絳錄：《錢鍾書選唐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第270頁。
[37] 錢鍾書選、楊絳錄：《錢鍾書選唐詩》，第293頁。
[38] “The tireless multiplying of distinctions & meticulous inventory-taking of rhetorical devices, which formed the principal task of Sanskrit poetics, are curiously reminiscent of of the T’ang works on詩格, 詩式, 詩例preserved in “文鏡秘府論” (cf. my chapter on “宋代的詩話” in “中國文學史” ). ” 見《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62頁。
[3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681頁。
[40]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第167頁。
[4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756頁。
[4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0卷，第197頁。
[4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886頁。這8則包括第729、731、733、735、737、739、741、743則。
[44] 王水照：《〈唐詩選〉編注工作的回顧》，《中華讀書報》2003年9月24日，“家園”版。
[45] 王水照：《〈唐詩選〉編注工作的回顧》，《中華讀書報》2003年9月24日，“家園”版。
[46] 參看王培軍：《錢鍾書〈槐聚詩存〉用典本證》，《中國文化》第55期，2022年，第611頁。
[4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卷，第296頁。
[4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44頁。
[4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885頁。
[50]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選注：《唐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第331頁。
[51] 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93頁。
[52]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249、784、1619頁。按，李頎誤將“吹噓”理解為吹捧之義，指其《送綦毋三謁房給事》中的“高道時坎坷，故交愿吹噓”二句，見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511頁。
[5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第559頁。原文詳見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全編》，張桂麗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28-129頁?！耙唷弊痔?，本有“亦秀健”一句，筆記略去不言。
[5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9卷，第232頁頁眉。
[5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16頁。按，原稿這段話前本有“東川幾曾作此詩”一句，用墨抹去，似可說明錢鍾書對李頎此詩至少是印象不深。
[56] 王伯祥：《王伯祥日記》第32冊，1959年2月25日，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376頁。
[5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144、1185頁。
[58] 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9-12、94-98頁。
[5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卷，第187頁。
[6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488-2489頁。并參看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20卷，第491-496頁，抄讀《秦婦吟》全詩并加以批評，翻檢可知用的是1934年蘇淵雷編《詩詞精選》本，篇中有數(shù)字與通行本不同。
[6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5-70頁。按，錢鍾書用的是東柏林“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1953年本。
[62] 張治：《錢鍾書手稿中的年代信息》，《上海書評》2012年11月11日，第B09、B10版。
[6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264頁。按，此為正文中首度提及“宋詩選注”這一書名。
[6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512頁。
[6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27頁。
[66]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67頁。
[67]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84頁。
[6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53頁。
[6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473頁。
[7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780頁。
[7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549-1550頁。
[72] 錢鍾書：《談藝錄》，第422、504頁。
[7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565-1566頁。
[7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3卷，第402頁。此處論者也曾著文提及，參看張治：《錢鍾書的佛典筆記及其修辭比較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124-134頁。
[7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84頁。
[76] 錢鍾書：《管錐編》，第631頁。參看《容安館札記》第755則篇末（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90頁）所言：“昔人言老子尚知借馀明于釋典，今人言老子蒙然不曉二西之書。冥行瞽說，技止于文字訓詁而已。學問荒陋，可以覘世變焉?！?/p>
[77] 錢鍾書：《管錐編》，第4頁。
[7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94頁。
[79] 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shù)人生》，第15頁。
[80] 吳忠匡致蘇淵雷信，1973年7月30日。蘇月笑：《蘇淵雷往來信札》，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第195頁。
[81] 錢鍾書：《管錐編》，第723-724頁。
[8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12頁。
[83]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2卷，第490-577、585-587頁。
[8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0卷，第558-567頁。
[85]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2卷，第64-71頁。
[86]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2卷，第70頁。
[87] 查《宋詩選注》1976年新印本里，在唐庚《春日郊外》一詩下的第2個腳注，增補了“就是《墨子·經(jīng)下》所謂‘臨鑒而立，景倒’”一句。
[8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93-2194頁。
[89]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03頁。
[9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193頁，按此語出自亞里士多德《前分析篇》II 27，手稿刪去原本婁卜版的譯文和出處，改用Random House出版的美國哲學家Richard McKeon編選《亞理士多德主要著作集》（Basic Works of Aristotle）中的譯文，表示錢鍾書對于不同英譯文是處處存有取舍之分別的。中譯文（余紀元）作：“可能是一般可以接受的前提，因為人們通常以一種特殊方式知道要發(fā)生或不發(fā)生，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就是一種可能?！币娒缌μ镏骶帲骸秮喞锸慷嗟氯返?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39頁。參看譚戒甫：《墨辯發(fā)微》，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94頁。
[91]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01頁。
[9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2235-2236頁。
[93] 中山公園管理處編：《中山公園志》，北京：中國林業(yè)出版社，2002年，第31頁。
[94] 夏鼐：《夏鼐日記》第7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68-179頁。錢鍾書的“幾點體會”：“這次在山西看到許多大隊如何從無條件中創(chuàng)造出條件，把不利條件轉(zhuǎn)化為有利條件，我懂得科學研究工作應當糾正‘唯條件論’的傾向，因地制宜，苦干巧干，更積極地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出自《關(guān)于組織第二批科學家參觀農(nóng)村“四清”情況匯報》（中國科學院檔案，案卷號：1966-12-2），轉(zhuǎn)引自王揚宗：《1965年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參觀山西農(nóng)村“四清”》，《中國科技史雜志》2013年第2期，第255頁。
[95] 根據(jù)《楊絳生平與創(chuàng)作大事記》，1971年4月4日，干校遷明港“師部”。1972年，錢瑗與父母在干校同過元旦，1月4日回北京；3月12日，錢、楊回京。楊絳：《楊絳全集》第9卷，第478頁。
[96] 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頁。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圖片均由作者提供。轉(zhuǎn)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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