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遺簡 ——戰(zhàn)火中搶救居延漢簡往事
居延漢簡是《史記》《漢書》之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歷史文獻。
1930年春，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漢代居延遺址，發(fā)掘了一萬余枚漢簡，被稱為“居延漢簡”。這一發(fā)現震驚世界，學術界將其與敦煌藏經洞的打開相提并論，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重大發(fā)現。瑞典學者打算把這批珍寶運回瑞典，但在中國學者的據理力爭下，最終留在北平。
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為使這批漢簡免遭兵燹之禍，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在侵華日軍眼皮子底下將其搶救出來，從北平秘密轉運天津、香港、華盛頓和臺灣，一路輾轉，經歷了種種不測和磨難……
黃沙下的邊塞實錄
兩千多年前，一個叫元敞的人，給好友子惠寫了一封信——
“子惠容聽侍前，數見，元不敢眾言，奈何乎，昧死言。會敞绔元敝，旦日欲使偃持，歸補之。愿子惠幸哀憐，且幸藉子惠韋绔一、二日耳！不敢久留。唯賜錢非急不敢道?！?/p>
信中說了一件火燒眉毛的事，元敞的褲子破了，要等明天才能拿去縫補，可這是他唯一的褲子，現在沒辦法出門，只好厚著臉皮借子惠的褲子穿一兩天，等自己的褲子補好后，立馬歸還。字里行間，透露著元敞的窘迫。
元敞是漢代戍守居延的戍卒。居延位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和甘肅金塔一帶，古稱“弱水流沙”，“弱水”即額濟納河，“流沙”為居延澤，是一片水草豐美的綠洲，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
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遠征河西，把匈奴趕出河西走廊后，設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即河西四郡。為防止匈奴鐵騎再次踏入，漢武帝又在居延澤以西、額濟納河沿岸修筑了長約250公里的烽燧鄣塞，派兵屯田戍守。
元敞和他的戰(zhàn)友們來自五湖四海，有的攜帶家屬屯戍，有的則孤身一人。邊塞苦寒，他們每天除了守望烽燧，還要種菜、伐木、養(yǎng)馬等，可謂活多、錢少、離家遠。一個月的工資也買不起一條褲子。
缺吃少穿時，他們不得不東借西借?！敖钘l”或給親友的書信，用毛筆寫在當時的書寫材料木簡——用紅柳、胡楊等削制成的木片上，通過“郵人”徒步或騎馬傳送。
很有可能，元敞這封信并沒有寄出去。而他大概也不會想到，他和戰(zhàn)友們寫在木簡上的信札、文書和關于邊塞生活的種種實錄，在黃沙下掩埋了兩千年后，被一群考古學家發(fā)現了。
最早發(fā)現的是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
1927年5月，黃文弼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亦稱“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fā)，經內蒙古包頭、百靈廟等地，前往中國西北腹地考察。
此次考察的緣起是，德國漢莎航空準備開通一條中德航線，邀請瑞典著名探險家、樓蘭古城的發(fā)現者斯文·赫定考察沿途地貌及氣候。斯文·赫定找了幾位外籍科學家，準備在中國開始他的第五次考察，并得到北洋政府和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同意。沒成想，出發(fā)前在中國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以北大教授劉半農為代表的學者，召集北大、清華、北平圖書館等十幾家機構，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一致反對外國人擅自在中國領土上隨意往來，肆意掠取我國學術和文物資源。
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在談判桌前，談了兩個多月，最終達成十九條合作協(xié)議。根據協(xié)議，中瑞雙方共同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經費由斯文·赫定籌措，團長由中方徐炳昶、瑞方斯文·赫定擔任，團員包括中外科學家。
黃文弼是考察團中唯一的中國考古學者。他隨團抵達內蒙古后，在額濟納河西岸松杜爾的漢代遺址內，發(fā)現了一枚木簡，第二天又發(fā)現了三枚。他在考察日記中寫道：“此地如細掘，必可多得木簡，決不止此也。詳考字跡，與斯坦因等在玉門舊障所掘得者，疑皆漢晉故物?！?/p>
遺憾的是，黃文弼并沒有在此地“細掘”，而是按計劃轉入新疆地區(qū)考古。雖然他后來在新疆地區(qū)的考古成就斐然，但與這批木簡就這樣擦肩而過，實在令人唏噓。
黃文弼把“多得木簡”的機會，留給了考察團的另一名考古學家——弗克·貝格曼。
1927年，24歲的貝格曼剛從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考古專業(yè)畢業(yè)，就接到斯文·赫定的邀請，加入西北科學考察團。他隨團到額濟納河大本營時，原計劃留下來考古，但中途計劃改變，和黃文弼一樣去了新疆地區(qū)。
三年后，貝格曼重返故地。一開始，他“并沒有期待任何發(fā)現”，而當他路過居延澤南端的博羅松治烽燧遺址時，發(fā)現烽燧和旁邊房屋廢墟下面有院墻的痕跡。他拿出工具準備測量墻體，隨身攜帶的鋼筆掉在了地上。
彎腰撿鋼筆的一剎那，他意外發(fā)現，鋼筆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漢朝硬幣——五銖錢。他接著在附近仔細搜尋，不一會兒，又發(fā)現了一只青銅箭頭和一枚五銖錢。于是，他決定在這里考古發(fā)掘。
第二天，貝格曼與中方隊員陳宗器等，從最東邊開始發(fā)掘，很快發(fā)現一枚寫著漢字的木簡，字跡依稀可辨。根據木簡上的紀年辨別，是漢代的木簡。
“我們帶著極為興奮的心情又開始四處搜尋起來。果然，不一會兒就找到另幾塊保存更好的木簡。”貝格曼在《考古探險手記》里回憶道。他小心地撿起這些木簡，即使是碎片也撿起來，系上紅繩小簽，用銀箔紙包好，裝在金屬煙盒里。
貝格曼和隊友進行了地毯式考古發(fā)掘，從北到額濟納河流域，南到金塔毛目地區(qū)，歷時11個月，踏查了410多處遺址，發(fā)現了一萬多枚漢簡和37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陶器、青銅器、絲綢碎片和漢代毛筆等。
由于這些木簡是在居延地區(qū)漢代烽燧遺址發(fā)現的，所以被命名為“居延漢簡”。
出土后久未出版
居延漢簡的發(fā)現，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極大的驚喜。
早在20世紀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從我國新疆、甘肅等地盜走數百枚漢晉簡牘，交給法國漢學家沙畹整理和釋讀。國學大師羅振玉幾年后才輾轉得知此事。他寫信給沙畹，希望獲得這些簡牘的材料。
沙畹倒是慷慨，把自己釋讀的手校本寄給羅振玉。1913年，旅居日本的羅振玉與王國維，根據沙氏書稿中模糊不清的圖片，對這些簡牘重新分類、考訂，編寫了一本《流沙墜簡》，成為近代簡牘學開山奠基之作。
王國維通過這些簡牘，考證出了漢代玉門關址、漢代文書制度等。他把漢晉簡牘、殷墟甲骨、敦煌遺書和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并稱為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大發(fā)現。1925年，他在清華的一次演講中稱：“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p>
然而，這種“幸運”背后，亦是中國近代學術的不幸。
無論是漢晉簡牘，還是殷墟甲骨、敦煌遺書的發(fā)現，都伴隨著西方探險家對中國古物的強取、盜掘。羅振玉在《流沙墜簡》序言中寫道：“神物去國，惻焉疚懷”，道盡一代學人的無奈和遺憾。
因此，在西北科學考察團出發(fā)前，中瑞雙方達成的十九條協(xié)議中，就有“考古采掘物品運歸中國”這一條。
斯文·赫定明面兒上答應，但他清楚在當時的中國，協(xié)議紙面上密不容針，實行時疏可走馬。他積極向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游說，希望修改協(xié)議，將居延漢簡運到瑞典去研究。
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是監(jiān)督協(xié)調考察活動、組織學者對搜集品整理研究的機構。理事會先后有十幾位理事和常務理事，成員不固定，但都是劉半農、馬衡、胡適、傅斯年這樣有影響力的學者兼任。
在他們的據理力爭下，居延漢簡最終留在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但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貝格曼回瑞典時帶走，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瑞建交，這批文物才回到中國。
1931年春，馱載著一萬余枚漢簡的駱駝隊抵達北平。12只箱子在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兩位理事馬衡和劉半農的監(jiān)視下，逐一開箱、編號，存入北平圖書館四庫閱覽室。
整理釋讀隨即展開。起初，按照理事會安排，這批漢簡由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馬衡及劉半農共同整理釋讀。但實際上，高本漢、伯希和基本沒有參與工作。
劉半農既是學者，又是社會活動家。他有個外號叫“包袱”，意即無所不能、包攬一切，身兼14項職務，幾乎無暇顧及居延漢簡。1934年，他帶學生到蒙綏地區(qū)考察后，不幸因感染回歸熱突然離世。
真正工作的只有馬衡一人。馬衡曾任北大考古學研究室主任，后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后，他忙于籌劃國寶南遷，公事繁忙。再加上金石學出身的他，在釋文上頗為謹慎、力求準確，漢簡釋讀進度緩慢。
這引起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另一名理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不滿。
據傅斯年的學生、史語所助理研究員勞榦（gàn）回憶：“當時馬衡的進度甚慢，傅斯年覺得必須要加快，否則在國際上會失顏面?！备邓鼓甑脑捠牵壕友訚h簡“久不出版，學界之恥，國家之恥”。
通過《傅斯年遺札》，我們可以看到，傅斯年當時在給不同人的信件中，多次提到對馬衡的不滿。在給西北科學考察團代理團長袁復禮的一封信中，他指責道：“若非馬叔平（馬衡）輩當年據為己有，早已在北平印出?！?/p>
馬衡不知什么原因，看到了這封信。他后來致信傅斯年：“釋文延誤之咎，弟不敢辭。惟所謂秘為己有者，大有其人，究何所指？弟亦不暇辯?！蹦┝耍皆娨皇滓宰晕医獬埃骸笆d勞人不自由，是非場里久沉浮。著書歲月成虛擲，伏案生涯寧強求。垂白那堪聞辯難，殺青差幸減愆尤。世間期望知多少，豁目來登更上樓?！?/p>
為加快整理和研究，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陸續(xù)將居延漢簡移運到景山東街馬神廟松公府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并重新組織了整理班子。
勞榦和北大史學系助教余遜，北平圖書館的向達、賀昌群，先后加入整理班子，協(xié)助馬衡完成釋文。1936年，勞榦和余遜的釋文用曬藍紙印刷成冊，俗稱“曬藍本”。這是居延漢簡最早的釋文本。
然而，時運不濟，居延漢簡的整理研究剛有眉目，就因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止了。
沈仲章北大“竊”寶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
身處危城的北大、清華等校師生，匆忙撤往長沙避難。故宮文物及北平圖書館的大批善本珍藏，都已陸續(xù)被搶運到南京存放。而一萬多枚居延漢簡仍躺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抽屜里，無人顧及。
劉半農的助手、北大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室助教沈仲章為此憂心如焚。他兼任科考團理事會唯一干事，替理事會協(xié)調各項任務，不僅通曉多種外語，還擅長錄音、攝影，主管拍攝過這批漢簡，深知它們的價值。
彼時，北大已被日軍包圍。沈仲章半夜翻墻爬進學校，校園里一片狼藉。日軍隨地大小便，研究所收藏的各種古書和碑帖拓片，被撕開當手紙用。居延漢簡雖然暫未被發(fā)現，但照此情景，遲早會被日軍損毀。
怎么辦？沈仲章向時任北大秘書長的鄭天挺請示如何搶救漢簡，鄭不敢表態(tài)，接著又找了幾位西北考察團理事會理事，“他們大半是躲開這類危險的問題，不敢表態(tài)”。有的甚至勸沈仲章，“啊喲喲！這個時候了，還去想這些？”
形勢緊迫，沈仲章決定越權“頂一頂”。他找自己在北大的助手周殿福和一位工友幫忙，從北大旁門偷偷溜進去，把漢簡一根根卷起來裝進手提箱，連同居延毛筆的模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紀念郵票等，先后分四次“偷”了出來。
周殿福和工友是老北京，熟悉地形。他們和沈仲章穿小胡同東繞西拐，巧妙避開了日軍的巡邏，把“偷”出來的寶貝輾轉多處后，暫藏在北長街的一個小廟里。這是徐森玉（徐鴻寶）的住處。
徐森玉是沈仲章的頂頭上司。劉半農去世后，他接管理事會日常事務。沈仲章是唯一干事，熟悉程序。兩人合作默契，成了好友。沈一向可以自由進入徐家，彼時，徐已輾轉流寓長沙。
沈仲章晚年口述：“搶救木簡除了是為學術、為國家的聲譽方面著想以外，一半還是為個人的原因，是為我敬愛的師長出發(fā)，其中一個是劉半農，再一個就是徐森玉。因為他們都為居延漢簡傾注了很多心血?！?/p>
小廟里也不安全，日軍隨時可能挨家挨戶搜查。沈仲章思忖，“德國商業(yè)銀行比較守信用，他們不會瞎來，同時日本人也不會侵犯它，因為德國與日本是同盟。”他準備把漢簡轉移到東交民巷的德華銀行。
轉移前，沈仲章為漢簡定制了兩個半米多高的大木箱。因為漢簡怕潮，“好些也已經酥爛，一碰就要斷掉。”他打好木箱后，內襯瓦楞狀馬口鐵，擋水防潮。放一層木簡，鋪一層棉花，減緩顛簸受損。整箱裝滿，焊接頂層鐵皮密封，再釘牢木箱蓋。
沈仲章的女兒沈亞明說：“父親上大學前在上海祥泰木行當過學徒，被破格提拔到總部管理層，再被派往木箱廠，對制箱很有經驗。父親為那兩只木箱注入了很多心血，以確保萬余枚漢簡萬無一失?！?/p>
箱子放在人力車上，沈仲章與周殿福一人押一輛車，拉到德華銀行。沈謊稱箱子里是私人財物，租用保險柜暫時寄存。銀行開了一張收據，將來憑票取物。
一切辦妥后，沈仲章打算去上海把這張收據轉交北大負責人。沈亞明向記者解釋：“父親救簡是擅自行動，沒有得到上級指示。他必須盡快匯報，并請示接下來該怎么辦。北平已經淪陷，必須人先逃出去?！?/p>
這個“北大負責人”是誰？沈亞明打小聽父親講搶救居延漢簡的經歷，但父親從沒提過具體指誰，她通過考證，推測可能是胡適。
平滬鐵路已經不通，只能先從北平坐火車到天津，再從天津乘船前往上海。1937年8月12日，沈仲章混在逃難的人群中，擠上前往天津的火車。原本只要兩個多小時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天半。每到一站，日本憲兵就來搜查。
到天津已是深夜。沈仲章蹲在火車站，更加提心吊膽。他清楚搶救出來的國寶存放收據，就藏在頭上戴著的呢帽里。車站上日本兵不時走動，刺刀幾次挑落呢帽，查看是否可疑。最危險的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差點刺傷了他的雙眼。
沈仲章枯等了一夜，天亮后才知道，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從天津到上海的輪船不通了，到處烽火連天。去不了上海，計劃完全被打亂，他只好給在長沙的徐森玉寫信匯報。
徐森玉收到信，轉到南京給傅斯年看。后方都大為高興，感嘆“小小沈仲章，竟能把它安全運出，并保管得妥當”。他們給沈仲章發(fā)電報：“就地待命，聽候有人來聯(lián)系接頭，千萬不要離開?！?/p>
滯留天津風險重重。
據鄧廣銘1996年回憶，沈仲章把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數月后，周作人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長，替日本人打聽漢簡下落。幸虧沈仲章以超人的機智和膽量，及時把這批漢簡轉移出去，否則，“這些國寶定會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
日本人開始追捕沈仲章。當時，沈住在天津意租界的交通貨棧。一天，貨棧老板韓七爺派伙計給他報信兒說，日本特工要來抓他，趕緊給他換了法租界的一個旅館，用假名登記。此后，他只能接二連三換旅館，以防被抓。
等到12月，沈仲章終于等到接頭人，不是別人，正是徐森玉。徐森玉對沈仲章的膽識頗為贊賞，并對他說：“我們已經研究好了，由你繼續(xù)把這批漢簡運到天津，再運到香港。要求沒人知道，沒人看到，不受一點損害地運到香港大學?！?/p>
沈仲章原本只想“頂一頂”，但在國難面前義不容辭。沈亞明對父親的選擇很是感慨：“當時，我祖父病癱于外鄉(xiāng)，一直盼兒子仲章去救他，直到臨終也沒盼到。戰(zhàn)后，父親一直找我祖父的墳墓，直到他臨終也沒找到。父親為護簡誤了護親，傷痛難言也難消?！?/p>
日本人盤查得很緊，如何在不被檢查的情況下，使?jié)h簡安全抵達香港，并不容易辦到。沈仲章花了很多心思考察。他偷偷回北平，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把兩個木箱托運到天津。因為這家商行“靠著中立國的招牌，不受檢查，即使檢查也比較客氣”。
箱子要登船，如何通過海關？沈仲章找清華大學熊大縝和碼頭搬運工幫忙，每天在碼頭“蹲點”，摸索日本憲兵盤查的時間規(guī)律。連蹲幾天，終于讓兩個木箱“鉆了空子”，成功避開檢查，安全運進恒生輪底艙。
沈仲章跟著上了輪船，誰知波折又起……
戰(zhàn)火中顛沛流離
輪船到青島后，由于要裝運另外一批貨物，臨時?？苛耸畮讉€小時。
沈仲章問明起航時間后，便雇了一只小木船登岸。他臨時上岸主要有兩個目的：一為北大查問轉運書物是否寄出；二是想發(fā)個電報到長沙，報告木簡已起運南下，請徐森玉派人到香港接收。
辦完事，發(fā)完電報，沈仲章到碼頭一看，船不見了！打聽后才知道，恒生輪船長湯麥斯接到上級緊急電訊，說日本有11艘軍艦向青島港開來，形勢緊急，趕快離開。貨只裝了一半，船就開走了。
情急之下，沈仲章又回城里打電報給船長湯麥斯。此前，他把行李托運憑證和科考團的賬冊及一千多套紀念郵票等，裝在隨身手提箱里，擔心日本海軍上船檢查，自己被眼線指認，就與湯麥斯商量，把隨身行李放在船長室。
沈仲章請湯麥斯幫忙把兩個木箱和手提箱，交給同船的青年學生吳景禎，然后讓吳景禎到港后轉交給他的好友、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許地山妥存。
沈亞明解釋說：“吳景禎是北大理科畢業(yè)生，一向佩服父親。這次船票是父親為他弄到的，因此委托之事，一定照辦。”但吳景禎不知道手提箱里放著領取兩個木箱的托運憑證，所以后來對“箱子”有種種誤傳。
“父親向來少表功，他護簡到香港的周折，多年來有多篇報道，或多或少有些差誤?！鄙騺喢鞑稍L了父輩老友及后代、翻閱了當年文獻等一手資料，根據父親早年的講述以及許地山夫人周俟松保存多年的、一份父親接受采訪的口述記錄稿，大致考證了居延漢簡到香港的經過——
1938年1月初，吳景禎到港后，只拿了手提箱。兩個木箱則因無人領取，被擱在倉庫里。由于人地生疏，吳景禎在香港找不到許地山，干脆把手提箱帶到了重慶，繼而又帶到長沙。到長沙后，吳景禎得知北大校長蔣夢麟不久將飛香港，就托其轉交手提箱，并寫信告知沈仲章。
沈仲章在青島滯留了幾天。身無分文的他，在一位寧波買辦的幫助下，乘船回到上海，挪用姐姐沈寶珠給他和雙親的錢，趕往香港。一到香港，他就到香港大學找許地山詢問。許回應：“沒人來??！”
沈仲章“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幸好，沈仲章收到吳景禎來信。2月初，蔣夢麟來港，把手提箱交給了沈仲章?！按蜷_一看，原封未動，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東西和兩個木箱的托運憑證都在里頭?！?/p>
兩個木箱還在碼頭嗎？沈仲章和許地山拿著托運憑證，趕緊去碼頭找木箱。恒生輪早已離開，他們在倉庫找了兩天，才在一個角落里找到木箱，被一張大油布蓋著。
盡管一波三折，好在只是虛驚一場。沈亞明曾多次聽父親念叨：“箱子太重要了，比我個人生命還重要?！?/p>
在許地山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的聯(lián)系下，這兩個木箱被存入馮平山圖書館的大保險柜里。馮平山圖書館是港大的善本藏書倉庫和閱覽室，抗日戰(zhàn)爭時期，北平圖書館、鄭振鐸在上海搜購的大批古籍善本等都曾借存此處。
沈仲章完成了護簡使命，如釋重任。與徐森玉接頭后，他對徐說：“第一階段任務是我自告奮勇，第二階段是你交辦的，我全做到了。沒人看見，沒人知道，沒人碰過，原封不動我把它運來了。”交接完，他準備返回長沙。
彼時，西南聯(lián)大正在籌建，預定沈仲章為文學院院長助理。蔣夢麟過港時也親自邀請他速去長沙，帶領學生步行到昆明。傅斯年卻連來兩封電報，讓沈仲章不要離開香港，留下來整理、拍攝居延漢簡，準備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
抉擇關頭，沈仲章選擇留在香港，開始對居延漢簡新一輪的整理、拍攝。但受戰(zhàn)局影響，上海商務印書館因為成本劇增，不堪賠累，沈仲章一度領不到工資，再加上香港物價飛漲，生活十分艱難。
沈亞明告訴記者，父親常常忍饑工作，曾因休克被送急診，英國醫(yī)生不讓出院，欠下醫(yī)療費。徐森玉向父親轉達理事會決議，把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紀念郵票等籌資品獎給父親，指示他變賣以渡難關。父親舍不得變賣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救出的物品，一直鎖在保險柜里。
為此，中英庚款董事會（后改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增資刊印居延漢簡，并補助沈仲章在港的生活和整理費用。這樣，沈仲章才得以因陋就簡，將所有照好的照片沖洗兩份，副本寄往遠在西南的勞榦，正本自己編圖冊。
寄往西南的那些照片，經勞榦整理釋讀，于1943年寫成《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問世。次年，《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也以石印出版。顛沛流離的居延漢簡，終于有了較完整的研究資料。
但不幸的是，沈仲章留在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照片和已經制成的書版，卻因太平洋戰(zhàn)爭的爆發(fā)，相當部分毀于大轟炸之下。
塵封美國25年后運抵臺北
隨著日本侵華戰(zhàn)火的蔓延，香港吃緊，居延漢簡何去何從再一次擺在眾人面前。
1940年6月，傅斯年和徐森玉等通過電報往來，商議保存地點。徐森玉建議，將漢簡從香港運往昆明，并著手安排船只。但從香港到昆明，必須繞道交戰(zhàn)中的越南。安全起見，有人建議改運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傅斯年考慮到，馬尼拉氣候濕熱，不利于漢簡保存，可以借胡適在美國任大使之便，暫存美國。
胡適1937年9月去美國，但仍兼任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長。12月，他給傅斯年寫信問起：“居延漢簡，當時我曾略作布置，但不知后來如何下落，千萬請兄一問毅生（鄭天挺），給我一信?！?/p>
1940年7月，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葉恭綽兩度致電胡適，商討漢簡存放美國事宜。7月12日，徐森玉又另給胡適寫信，詳細說明居延漢簡顛沛流離的過程。
胡適接信后非常感嘆。他復信葉恭綽和徐森玉，感佩沈仲章在時事艱難的情況下，做出巨大犧牲，同時又自責自己有負“典守”之責。最后，他在信中表示：“以后保存之責，適當謹慎擔負，務求安全無危險，請諸兄放心?！?/p>
在胡適、傅斯年的斡旋下，1940年8月，裝載一萬余枚居延漢簡的輪船從香港起航，經兩個多月的漂泊，抵達美國華盛頓。不久，這些漢簡被分裝成14個小箱，存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善本圖書室。
由于當時居延漢簡運美是秘密進行的，加之局勢動蕩，記錄的資料很多都殘缺不全，一度引起不少揣測。
其中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居延漢簡是國民政府向美國貸款的抵押保證”。據說，這是1955年勞榦訪日，向日本最早的漢簡專家森鹿三教授提起的。
1992年，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邢義田向勞榦書面求證，勞榦回應并無此事，并回信說：“至于漢簡運到美國，大約是胡適先生做大使期間。從香港運到美國，在國會圖書館寄存的。所有權完全為中國政府所有，并無抵押之事。”
邢義田對此進行了詳細考證。他在傅斯年檔案中，找到了胡適當年給葉恭綽和徐森玉回信的抄本。胡適在信中稱：“使此萬余古簡得至新洲‘延其壽命’，此皆足為適減其罪愆”。可見，轉移漢簡的目的是延其壽命。
同時，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檔案中，邢義田找到了美國國會圖書館開給胡適的收據副本，上面名列保管的條件是：（1）暫時保管；（2）胡適可隨時全部或部分取回；（3）存放在圖書館的珍本室。
這些證據都證明，居延漢簡運美完全是出于避免戰(zhàn)禍，保存文物?！叭绻琴J款抵押，自然不可能以隨時取回為條件?！?/p>
邢義田認為，居延漢簡能幸免于難，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沈仲章、徐森玉、傅斯年和胡適都功不可沒?！叭绻皇巧蛑僬潞托焐竦拿孛軗尵?，傅斯年和胡適的合作，上萬枚居延漢簡是不是還能存在到今天，就會變成疑問。”
居延漢簡在美國塵封了25年。
1965年10月，臺灣借在美國紐約參加世界博覽會的機會，把居延漢簡和原北平圖書館寄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102箱善本圖書，一起運到臺灣。
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技士陳仲玉親自護送漢簡運抵臺灣。據他回憶，漢簡裝在大小不同的14個衣箱內，每箱外均扎一條細繩，繩頭均打一個小鉛盒封簽。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吳先生對他說，漢簡自1940年進館以來，一直收藏在善本書的保險庫中，箱子的封簽都沒有開過。
陳仲玉把這14個漢簡的衣箱，裝進新打造的3個大箱子內，加上木絲、防水紙等，運往美國舊金山奧克萊海軍基地，送上美國海軍運輸船。漢簡按預定日期到達臺灣基隆，后存放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保存至今。
至此，歷盡曲折的居延漢簡，結束了海外漂泊史。
填補正史“常事不書”
新中國成立后，為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整理出版居延漢簡。考古所所長夏鼐，把這一重任交給徐蘋芳和陳公柔兩位先生。
由于原簡不在大陸，徐、陳二人只能克服種種困難，根據馬衡保存的部分圖版和沈仲章帶到上海與留在香港的部分照片，整理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編》一書。書中收錄的漢簡不到原簡的四分之一，多少有些缺憾。
這些缺憾，在上世紀70年代得到了些許彌補。
當時，全國開展邊疆考古風頭正盛，居延地區(qū)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1972年秋，甘肅省博物館、酒泉地區(qū)和人民解放軍駐地部隊等單位聯(lián)合組成居延考古隊，對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烽燧遺址做了復查，發(fā)掘了居延地區(qū)的甲渠候官治所、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關3處遺址。
經過4年的考古發(fā)掘，共出土了2萬枚簡牘，和其他文物2300余件。這2萬余枚漢簡，不僅在數量上超出1930年代近一倍，也是我國歷來發(fā)現漢簡最多的一次。其中能夠復原或較完整的冊書多達70多種，有原始紀年的達1300多枚。
年過古稀的沈仲章在《新民晚報》上讀到關于這次發(fā)掘的報道，百感交集?！斑@和我千辛萬苦從虎口中搶救漢簡的情況，兩相對照，真是甘苦判然?！?/p>
居延遺址帶給人們的驚喜并未結束。
1998年至2002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館和額濟納旗文物管理所，組成聯(lián)合考古隊，對額濟納河流域進行了考古調查測繪?？脊抨爴尵劝l(fā)掘了甲渠塞第七、九、十四、十六烽燧和察干川吉等5座烽燧，發(fā)掘清理出土了500余枚漢簡。
2006年以來，額濟納旗文物管理所在開展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和居延邊塞長城資源調查的數年間，又陸續(xù)采集到500余枚漢簡。
據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居延漢簡的數量總計將近4萬枚，其年代幾乎橫貫了兩漢的數百年，是《史記》《漢書》之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歷史文獻。
由于出土時間有所不同，1930年出土的1萬余枚居延漢簡稱為“舊簡”；1972年以后出土的2萬余枚居延漢簡稱為“新簡”；1998年以來出土的居延漢簡則稱為“額濟納漢簡”。
中央民族大學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主持了“額濟納漢簡”的考古發(fā)掘。他向記者介紹，額濟納旗全旗總面積有11.46萬平方公里，比浙江省的面積都大，地廣人稀?！拔以谶@里工作時，全旗只有1.5萬人，差不多每8平方公里才1個人，電線桿都比人多，駱駝也比人多?！?/p>
位于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qū)，長年平均降雨量不足40毫米，而年蒸發(fā)量卻高達4000毫米。經常上午還是微風拂面，過午便狂風大作、飛沙走石。魏堅帶隊在這里考古發(fā)掘時，“所有人每天都被吹得像兵馬俑似的，除了牙齒是白的、眼睛還能動，全身都是沙土。”
“這個地方雖然很貧瘠，但一直是前沿陣地?！睗h代是西連河西四郡、東接朔方九原的中間地段。唐代在此設“寧寇軍”統(tǒng)領居延軍務，詩人王維在這里留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詩句。西夏時期這里是后防，到了元代又在黑水城的基礎上擴建亦集乃路。“所以，無論誰建立政權，都把這里作為防御重點?！?/p>
正是由于這里地處要塞，又交通不便、氣候干燥，才使很多古代遺存都得到了保留?！翱脊胚^程中，我們有很多有趣的發(fā)現?！蔽簣耘e例說，出土漢簡的地點有很多，有出在樓梯臺階上的，有出在庫房里的，有出在垃圾堆里的，還有出在廁所里的。
比如，上世紀70年代發(fā)掘的居延甲渠候官鄣城，里面的房子是一間間分隔開的。在塢墻圍著的院子里，西南角位置是廁所，2萬多枚漢簡很多都出土于這個位置。也就是說，“人們可能把不用的漢簡做手紙用了”。
更有意思的是，漢代開始有了過火取暖的暖墻。這些暖墻有時候很容易壞，破損漏煙，考古隊在一處破損修補窟窿的墻面上，發(fā)現了八支漢簡編連的整冊漢簡。魏堅推測，“這是當時用一冊漢簡，修補了暖墻上的破洞。”
居延漢簡背后是漢代邊塞的煙火人生。
魏堅認為，“中國史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常事不書’，平常事不講，只講家國大事?！本友訚h簡的出土彌補了正史的不足，讓我們看到很多在史書中看不到的東西。
他在居延遺址發(fā)現的第一枚木簡，上面寫著：“出茭百七十束，直錢百七十，驚虜燧長王宣，二月己未買，愿以三月祿償?！币馑际钦f，驚虜燧長王宣在二月己未這天，買了一百七十捆干草，價值一百七十錢。但當時沒錢給賣家，承諾三月份發(fā)了工資再償還。
很明顯，這是一個欠條?！巴ㄟ^寥寥數語，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物價、干支紀年，還有燧長的工資是按月發(fā)的。而且干草的價格隨季節(jié)變化有浮動，有的簡上寫一捆兩錢，有的是一捆三錢?！蔽簣哉f。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有燧長拿了別人東西不給錢的；有候長在工作時間，派人去給他買肉的；還有家里70多歲的老母親病了，需要回去探望的……魏堅把居延漢簡稱作漢代邊塞的“百科全書”，“正史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他們把生活瑣事記在簡牘上，穿越兩千年時光，向我們訴說弱水河畔的煙火日常?！?/p>
但在魏堅看來，居延地區(qū)不只有漢簡和烽燧，還有青銅時期的遺址，西夏至元代的廟宇和佛塔，以及大片的屯田區(qū)和縱橫曲折的河渠遺存等。“居延是一部封存于戈壁荒漠中的厚重史書，我們只翻開了其中的一部分?！?/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