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學
《香港文學》的創(chuàng)立，是香港文學史上具有標志性的事件。
20世紀50年代以來，香港文學呈現(xiàn)出“左右”對立的格局，現(xiàn)代主義文藝介于其間。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現(xiàn)了幾件重大事件，改變了香港歷史。一是1976年內地粉碎“四人幫”，二是1979年中美建交，三是1984年“中英聯(lián)合聲明”發(fā)布。中美既已建交，50年代以來由美元文化支持的反共右翼文學就無以為繼了?！爸杏⒙?lián)合聲明”意味著香港即將回歸中國，臺灣在香港的右翼文化機構也就失去了合法性。而隨著內地的開放、香港的即將回歸，香港左翼文化也需要調整，由一翼變?yōu)橹鲗?。右翼刊物《當代文藝》?979年結束，左派刊物《海洋文藝》在1980年忽然中止，并非偶然。左翼文學代表作家阮朗和右翼作家代表徐速，雙雙于1981年去世，富有象征意義。舊時代結束了，新的時代即將開始。就在這個時候，《香港文學》誕生了。
據說，創(chuàng)立《香港文學》的建議是由香港資深文化人曾敏之與羅孚提出來的。新華社領導同意了曾敏之與羅孚的建議，并指定由他們倆來籌辦這個刊物。曾敏之與羅孚卻認為由他們來籌辦這個刊物不合適，原因是“香港的意識形態(tài)依然壁壘分明”，“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左派報紙的老總來主編這本文學雜志不是很合適”。他們傾向于“應當由一位各方都能接受的作家來主編”，他們推薦了劉以鬯。新華社領導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并將創(chuàng)辦《香港文學》雜志的事情交給了中國新聞社。
按照以前的情形，左派刊物不太可能請劉以鬯來主編，但現(xiàn)在形勢變了，《香港文學》的任務是總攬全局，團結香港各路作家。就此而言，劉以鬯的確是合適人選。劉以鬯是香港文壇元老，香港現(xiàn)代主義作家翹楚，非“左”非“右”。在新時期初，劉以鬯是最早被內地接受的香港作家之一，他的《天堂與地獄》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塑造了內地的香港形象。劉以鬯對于香港社會的批判及其現(xiàn)代主義探索，迎合了20世紀80年代初內地文壇的需要。《香港文學》由劉以鬯來掛帥，重新整合香港文壇，正是大勢所趨。
《香港文學》的價值，超出了香港文學創(chuàng)作本身，它首次形成了香港文學公共領域，確立了香港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中的中心地位，并完成了香港文學史的學科建構。
一、香港文學共同體
《香港文學》的“發(fā)刊詞”中提到，《香港文學》不是同人刊物，而是香港文壇各方的公開陣地，建立香港文學共同體，“我們希望這本雜志除了能夠產生較深較遠的影響外，還能在維持聯(lián)系中產生凝結作用。這本雜志不是‘同人雜志’，也不屬于任何小圈子，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大家一同來耕耘。只要齊集在一起，不會不感到團聚的溫暖”?！断愀畚膶W》扭轉了香港文學的左右分野，首次試圖將香港文壇團結到一起，這正是讓劉以鬯擔任主編的意義所在。
劉以鬯是純文藝作家，并無明顯政治立場，且德高望重，利于凝聚各派作家。他也一直有這個愿望，早在當年《星島晚報》請劉以鬯編“大會堂”的時候，劉以鬯就解釋過，“那究竟什么是‘大會堂’呢？‘大家聚會一堂’，就是‘老、中、青’和‘中、左、右’?！?、中、青’的意思是這副刊無論是老年的、中年人還是年紀輕的，只要是好文章，我一定會刊登。‘中、左、右’表示我沒有政治立場，中立也可以，左派也可以，右派也可以。只要是寫得好的文章，我就會刊登”。現(xiàn)在歷史為劉以鬯提供了契機，讓他得以在《香港文學》的平臺上施展自己的抱負。
《香港文學》一亮相就出人意料，上面居然出現(xiàn)了昔日右翼作家的名字，這對于一個內地出資的刊物來說有點不可思議。力匡在20世紀50年代主編過《人人文學》和《海瀾》等反共右翼期刊，影響極大，他1958年5月去新加坡定居，此后就在香港文壇“失蹤”了。27年之后，1985年《香港文學》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力匡的小說《蘇宅的黃昏》，宣布他重新歸來。黃崖五十年代初供職于《中國學生周報》等刊，1959年赴馬來西亞創(chuàng)辦新馬版《中國學生周報》和《蕉風》，晚年移居到泰國?！断愀畚膶W》創(chuàng)刊后，發(fā)表了他的《鷹》（總第75期）、《太太們》（總第77期）、《清晨散步》（總第81期）、《一家人》（總第86期）等散文和小說作品。慕容羽軍50年代以來是《人人文學》《海瀾》乃至《當代文藝》的基本作者，屬于右翼文人圈。《香港文學》創(chuàng)刊后，劉以鬯也向他約稿，發(fā)表了他的詩歌《本事》（總第75期）、《長夏詩葉》（總第91期）、《笑》（總第95期）、《尋詩》（總第170期），還發(fā)表了他的香港文學史料方面的文章。力匡、黃崖及慕容羽軍都是50年代標志性的右翼作家，前兩者早已旅居海外，慕容羽軍也已經淡出文壇，此番他們又被劉以鬯打撈了回來，具有符號意義，意味著長期以來的“左右”界限已經打破。在香港回歸中國大勢已定的情形下，《香港文學》的任務不再是堅守左翼，而是團結各方。
除右翼作家之外，現(xiàn)代主義作家也在《香港文學》陸續(xù)復出。其中較為令人矚目的，是李英豪。從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淺水灣》開始，李英豪正式登上文壇，以現(xiàn)代詩歌批評馳騁港臺文壇。后來他結婚生子，退出了文壇。《香港文學》創(chuàng)刊后，劉以鬯重約李英豪，在《香港文學》第4期連續(xù)發(fā)表了他的兩篇文章《包裹頭顱的人：〈畫廊之后〉與瑪格烈》和《事物的真像：〈畫廊之后〉與瑪格烈》，評論香港藝術節(jié)中瑪格烈的荒誕劇《畫廊之后》。在1985年第8期，李英豪又發(fā)表了《喝著舊日——懷六十年代》一文，借戴天1963年在《好望角》上發(fā)表的《花雕》一詩中的“喝著舊日”一語，回顧20世紀60年代香港文壇的現(xiàn)代主義歷程。葉維廉在八十年代初較多為本土刊物《素葉文學》寫稿，1985年《香港文學》創(chuàng)刊后，這位當年的現(xiàn)代主義詩人支持劉以鬯，在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閑話散文的藝術》，后來又發(fā)表了詩歌《布達佩斯的故事》（總第4期）、《北京的晚虹》（總第9期）等作品。楊際光當年是《文藝新潮》的活躍人物，1959年馬朗將《文藝新潮》交給他，可惜就在這一年他移居吉隆坡，無法顧及了。楊際光較晚登上《香港文學》，發(fā)表了不少回憶文章。劉以鬯本人也在《香港文學》發(fā)表作品，不過大概因為自己任主編，所以數(shù)量不多。他發(fā)表的《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總第84期）和《盤古與黑》（總第104期）等小說，均是創(chuàng)新之作。
讓人略感奇怪的是，《香港文學》1985年一年完全未見左翼作家的身影，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回避？就像當年的左翼作家在《海光文藝》只能用筆名發(fā)表文章，以免嚇走其他派別的作家一樣。1986年后，左翼文人才陸續(xù)登上《香港文學》。登上《香港文學》的老一輩左翼作家有侶倫、何達、夏易、舒巷城等人。侶倫在《香港文學》1986年第1期發(fā)表《我的話》一文，文中提道，“劉以鬯先生給我電話：約我為《香港文學》出版一周年寫點什么”。由此看來，這是劉以鬯有意安排、親自點將的。為支持《香港文學》，侶倫發(fā)表了幾篇小說，如《太太掉落了一枚針》（總第27期）和《把戲》（總第37期）等。何達與夏易原是夫妻，后來離異，他們倆都為《香港文學》供稿。何達開始在《香港文學》發(fā)表的是紀念聞一多先生的詩《聞一多》（總第21期）和散文《聞一多先生的畫像》（總第22期）。夏易在《香港文學》發(fā)表的作品較何達要多，體裁包括小說、散文和詩歌。舒巷城直到1987年年底才登上《香港文學》，他發(fā)表的作品不多，有詩歌《涼茶鋪》（總第121期）、歷史演義《風箏與他》（總第90期）等。
以上是老一輩作家中的“中、左、右”，《香港文學》能夠將昔日不同陣線的香港作家集于一刊，堪稱奇跡。下面談一下中年作家的情形。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后的香港詩壇，大致以《盤古》為先導，其后分化出“《大拇指》—《素葉》派”“《詩風》—《詩網絡》派”以及《海洋文藝》三種派別，分別代表著現(xiàn)代主義、古典主義及寫實主義的風格。不出意料，他們都登上了《香港文學》這個陣地。
“《大拇指》—《素葉》派”的作家之所以登上《香港文學》，除劉以鬯的動員之外，應該與1984年《素葉文學》的?？嘘P。西西在《香港文學》發(fā)表了多種文體的作品，顯示了西西對于文學體裁掌控的多樣性。梁秉鈞1978年赴美深造，1984年回港，正逢《素葉文學》停刊，《香港文學》創(chuàng)立。在1985年《香港文學》創(chuàng)刊號上，他發(fā)表了《畫游兩題》，分別題為“從現(xiàn)代美術博物館出來”和“從印象派博物館出來”，顯示出他的詩歌風格的創(chuàng)新。
“《詩風》—《詩網絡》派”進入《香港文學》，應該也與1984年《詩風》的停刊有關。黃國彬登上《香港文學》稍晚，他在《香港文學》上發(fā)表的詩歌有《大白鯊——和威廉·布雷克的〈猛虎〉》（總第155期）、《毗濕奴》（總第158期）等，在風格上，這些作品一如既往的宏偉壯觀。羈魂登上《香港文學》較早，他發(fā)表了不少明朗闊大的仿古題材詩歌，如《過惠陽東坡紀念館》（總第22期）、《星馬詩抄》（總第48期）等，對于中華文化和祖國河山的喜愛，正是《詩風》派的一貫特征。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來，與《大拇指》《詩風》鼎足而立的左翼刊物是《海洋文藝》。在這個刊物上，香港第二代南來作家已經浮出歷史地表，他們是陶然、東瑞、彥火、陳浩泉、金依、張君默等人。這一批年輕作家，多數(shù)在《香港文學》發(fā)表過作品。從風格上說，他們繼承發(fā)展了老一輩左翼文人的寫實批判傳統(tǒng)，不過他們的批判已經從政治退到了文化的層面。
二、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
《香港文學》在“發(fā)刊詞”中提到，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不過中國文學不限于內地文學，而是由世界各地華文文學組成的，“香港文學與各地華文文學屬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國文學組成部分，存在著不能擺脫也不會中斷的血緣關系。對于這種情形，最好將每一地區(qū)的華文文學喻作一個單環(huán)，環(huán)環(huán)相扣，就是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香港的獨特位置，使它有可能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作為一座國際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而且重要。它是貨物轉運站，也是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梁，有資格在加強聯(lián)系與促進交流上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進一步提供推動華文文學所需的條件”?！断愀畚膶W》對內聯(lián)合香港各派作家，對外注意聯(lián)系世界各地華文作家。它的一個與眾不同的重要定位，就是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中心。
有人對《香港文學》刊登香港以外的作品感到不解，劉以鬯解釋說：香港與海外有密切的聯(lián)系，難以分割，他引用自己在《香港文學》1989年第1期“編后記”中的話解釋說：“香港作家的流動率很高，目前居住在臺灣高雄的余光中；居住在英國的桑簡流；居住在加拿大的盧因、梁麗芳、陳中禧；居住在美國的陳若曦、葉維廉、柯振中；居住在法國的郭恩慈、黎翠華；居住在菲律賓的文志；居住在巴西的劉同縝；居住在新加坡的力匡；居住在上海的柯靈；居住在北京的葉君健、端木蕻良、駱賓基、蕭乾、馮亦代；居住在廣州的黃秋耘等，過去都曾在香港做過文藝工作，為繁榮香港文學做出貢獻?！断愀畚膶W》刊登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加深讀者對香港文學的認識，是優(yōu)點，不是缺點?！绷顒⒁咱诵牢康氖牵⒕雍Ｍ獾南愀圩骷也坏约簩懽?，還在海外組織華文學會，為世界華文文學做出了很大貢獻。他指出：“舉例來說，盧因、梁麗芳、陳浩泉等移居加拿大后組織‘加拿大華裔作家協(xié)會’，林湄移居荷蘭后組織‘荷·比·盧華人寫作協(xié)會’，姚拓移居馬來西亞后任《學生周報》《蕉風》主編，魏中天移居美國后任‘美國舊金山中美文化交流協(xié)會’顧問，黃河浪移居夏威夷后任‘夏威夷華文作家協(xié)會’理事會主席?！?/p>
香港與海外的關系，是天然形成的。20世紀50年代以來，香港銜接各方。香港的刊物從一開始起，就并不局限于香港之內，其流動性有時候出乎我們的想象。《中國學生周報》鼎盛時，既有香港版，又有新馬版、印尼版和緬甸版，印數(shù)也都相當可觀。《華僑文藝》創(chuàng)刊于1962年6月，“《華僑文藝》的作者，以海外的為主。如星洲的黃崖，美國的李金發(fā)，臺灣的墨人、覃子豪、管管、王平陵、謝冰瑩、澳門的方羊等，都是長期支持這個刊物的重要作家。此外，由于編者與臺灣藍星詩社的創(chuàng)辦人覃子豪深交，故此，藍星諸人大力供稿，每期均有作品發(fā)表”。在銷售方面，據主編丁平說：“我們這個刊物，每期印三千本，南洋方面銷去二千本，是主要的出路?！备苷f明問題的，是香港的《文壇》?！段膲酚衫罱鸢l(fā)于1940年在廣東曲江創(chuàng)辦，1950年3月在香港復刊，由盧森主編。《文壇》一直辦到1974年才?？?，一共辦了346期，是香港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文藝刊物之一。1954年1月《文壇》第106期刊出了一份訂戶統(tǒng)計資料，該刊訂戶數(shù)字如下——美國：150；加拿大：150；非洲：100；歐洲：50；澳洲：50；毛里士：100；馬達加斯加：50；東南亞：100；馬來西亞：100；菲律賓：50；南美及各島：100；港九及澳門：100；其他：20。從訂閱數(shù)字看，美國、加拿大、東南亞、非洲、南美都是其重要的銷售地，而香港自身的銷售量，與其他地區(qū)比，微不足道。
劉以鬯從一開始起，就利用了香港這一特殊優(yōu)勢，他沒有將《香港文學》局限于香港之內，而是以香港為經，延展到整個世界華文文學圈內。在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目錄上，作家前面冠以國籍，如此就能看出來，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很多，數(shù)量超過了香港本地作家。
20世紀50年代，趙滋蕃、林適存、胡秋原、易君左等，他們先是香港作家，后來又到了臺灣。五六十年代現(xiàn)代主義運動，也是港臺兩地密切合作的結果。從《文藝新潮》到《好望角》，都有大量的臺灣作家在上面發(fā)表作品。與此同時，葉維廉、戴天、王敬羲、溫健騮等人到臺灣求學，參與了臺灣文壇的活動。李英豪身在香港，其評論對象卻是臺灣詩人，著作也在臺灣風行?！吨袊鴮W生周報》在1965年之前，也以發(fā)表臺灣作家作品為主。1967年，林海音在臺灣創(chuàng)辦了《純文學》雜志，同時又創(chuàng)辦了香港版，由自臺回港的王敬羲負責?！断愀畚膶W》創(chuàng)刊后，組織過林海音、陳映真及白先勇等人的專輯，連載過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大綱》。還有一些臺灣作家與香港文學發(fā)展有重疊，如余光中、施叔青、鐘玲等，他們來自臺灣，但或長或短地在香港居住并創(chuàng)作。
上文已經提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報刊很多在東南亞流通，香港出版的文學作品也在東南亞有很多讀者，這一點有專門統(tǒng)計。據《南洋文藝》總編譚秀牧稱，“那時，香港百萬人口，出版的書刊，一般都是印行兩三千本；百分八十都是運銷南洋，余下的百分二十，幾年也賣不完，毫不出奇。可見當時南洋對中文書刊之需求情況”。作家在香港與東南亞之間的往來，也很頻繁。1952年，劉以鬯應新加坡《益世報》之邀，擔任主筆兼副刊編輯，此后他又輾轉多個報刊，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度過了5年（1952—1957）時光，留下了《星嘉坡故事》（1957）、《蕉風椰雨》（1961）等著作。1956年，“友聯(lián)”先后派余德寬、王健武、王兆麟、陳濯生、邱然、奚會暲等核心成員去東南亞，經營《中國學生周報》和《蕉風》，后來姚拓、黃崖、古梅、黎永振、劉國堅等人也先后過去工作。姚拓1957年2月到馬來西亞，任《中國學生周報》主編，同時參與編輯《蕉風》雜志。他曾回憶與黃思騁在馬來西亞編《蕉風》的情況，“1957年，我由香港遷居馬來西亞，同時也兼編《蕉風》月刊，在供稿方面，思騁兄是支持我最有力的一位。大概是在1959年或者是在六零年，思騁兄由港南來，我主編學生周報，他主編蕉風，同在吉隆坡八達靈的蕉風現(xiàn)址工作。蕉風由他主編后，銷路大增。同時，我們在金馬侖、波德申、檳城、怡保等地，舉辦文藝座談會、文藝野餐會等等，在推動馬華文學方面，他和我都盡了一些力量”。
楊際光1959年移居吉隆坡，任《虎報》副總編?！痘蟆废岛幕⒓易迮c“友聯(lián)”合辦的報紙，姚拓曾編過副刊“處女林”，黃崖曾編過文藝副刊“原野”。司馬長風也在1968年去吉隆坡，碰到馬來西亞種族暴亂差點回不來。徐訏也曾南下。據黃崖回憶，他們覺得香港畢竟是一個殖民地，中文文化發(fā)展的空間不如南洋，“離開香港，是五十年代許多作家的愿望，劉以鬯等人，不是到過南洋嗎？就算是徐訏，走了又來，香港的空間，畢竟太小，那個年代，南洋的華文教育最蓬勃，每個華人都懂華文，連帶華文文化，甚至華文文藝，亦充滿生機、希望，香港只是一個殖民地，甚至是一條死胡同”。
正因為這種歷史淵源，《香港文學》創(chuàng)刊后很重視發(fā)表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品，這里面既有老作家，更多新作家。創(chuàng)刊第1期，就發(fā)表了“馬來西亞作品特輯”。在《香港文學》較多發(fā)表作品的馬來西亞作家有方北方、孟沙、朵拉和黎紫書等，新加坡作家有力匡、黃孟文、駱明、田流和尤今等，印尼作家有林萬里、黃東平等，菲律賓作家有施穎洲、柯清淡、文志等，泰國作家有黃崖、司馬攻、曾心、嶺南人和夢莉等。
如果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港人主要去臺灣、東南亞，那么80年代后，香港則涌現(xiàn)出移居北美的熱潮，其中最熱門的國家是加拿大。我們所熟悉的香港作家，如戴天、也斯、吳煦斌、黃國彬、梁錫華、胡菊人、亦舒、阿濃、杜漸、顏純鉤和陳浩泉等，忽然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加拿大籍，差不多香港文壇的一半都搬到了加拿大。不過，其中的很多人，其實主要還是住在香港。去美國的港人也不少，不過情況有所不同。五六十年代，不少香港年輕人去美國留學，有的就留在了美國，其中頗多著名學者，如余英時、葉維廉、劉紹銘、鄭樹森和張錯等，他們也是《香港文學》的常客。當然，《香港文學》并不僅僅發(fā)表北美港人的作品，還有很多北美華人作家的名字出現(xiàn)在《香港文學》上。來自加拿大的華文作家有洛夫、痖弦、張翎和陳謙等，來自美國的華文作家有陳若曦、王鼎鈞、劉荒田和嚴歌苓等。
截至1999年，《香港文學》刊登了多種海外華文文學的專輯，統(tǒng)計如下：新加坡華文作品專輯11個、泰國華文作品專輯5個、馬來西亞及砂勞越華文作品專輯5個、菲律賓華文作品專輯4個、印尼華文文學作品專輯3個、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品專輯4個、美國華文文學作品專輯3個、澳門華文文學作品專輯2個，此外還有澳大利亞、南美和新西蘭專輯各1個。從上述統(tǒng)計可知，《香港文學》刊登海外華文文學的次數(shù)多，規(guī)模大，除1986年外，每年都有專輯，最多一年達到六七個專輯。再加上單獨發(fā)表的海外作家作品，《香港文學》刊登的海外華文文學數(shù)量相當驚人，這應該與《香港文學》作為世界華文文學中心的自我定位有關。從專輯看，《香港文學》對于海外華文文學的介紹，東南亞占據絕大多數(shù)，新加坡遙遙領先，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也占據較大比例，其次是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國。
香港回歸后，有人認為它已經變成省籍文學，重要性下降。其實不然，香港文學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其價值是中國內地城市所無法替代的。
三、香港文學學科建構
劉以鬯深具歷史意識，他意識到，歷史當事人都在老去，如果不及時整理，文學史資料將被湮滅。自執(zhí)掌《香港文學》以來，劉以鬯就有意識地約請過去香港報刊的主持者回顧歷史，也約請專家進行報刊和文學史研究，其規(guī)模之大，堪稱前所未有。劉以鬯首先要做的，就是搶救香港早期文學的“文獻紀錄”。
從1985年創(chuàng)刊號開始，《香港文學》首先發(fā)表了平可的《誤闖文壇述憶》，連載了7期。作為香港新文學最早的當事人，平可詳細回憶了從初創(chuàng)至抗戰(zhàn)的新文學歷程。他由個人經驗出發(fā)，兼及文學與歷史。文中提到五卅運動和國民革命對于香港的影響，提到內地新文學在香港的傳播，提到吳灞陵、黃天石、謝晨光、龍實秀、張吻冰、李霖（侶倫）、劉火子、陳靈谷、黃顯驤（谷柳）等香港最早一批新文學作家，提到1928年《大光報》首次聚會和島上社，提到魯迅來港演講，提到抗戰(zhàn)前內地南來作家的聚集，提到香港早期新文學作家重新聚集在《工商日報》和《天光報》寫流行小說等。這些講述，第一次勾勒出了香港早期文學的輪廓，彌足珍貴。
意外的是，《香港文學》發(fā)現(xiàn)了一篇寫于20世紀30年代的有關早期香港新文學的評論連載。1986年1月，《香港文學》第1期刊登了貝茜的《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一文。這篇文章是香港報刊研究專家楊國雄發(fā)現(xiàn)的，他在文前“一點說明”中說：“筆者偶然在《工商日報》發(fā)現(xiàn)了由署名‘貝茜’所撰的《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這篇文章在副刊《文藝周刊》的第九十四、九十五和第九十八期上刊載，日期分別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十五日。文章敘述香港早期的新文藝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二年的一段時期，可惜這篇文章二續(xù)之后，就再沒有完稿了。這篇文章雖然不完整，但對于了解香港早期新文藝的發(fā)展，是相當重要的。以往研究香港文學發(fā)展史的，還未有引用過這一篇文章。因此，現(xiàn)在轉錄下來，以作為研究香港早期文學史的一個參考?！眰H倫先生讀到這篇文章，發(fā)現(xiàn)它竟是自己的作品。在《香港文學》同年第2期上，侶倫發(fā)表了一篇《也是我的話》，說明：“由于‘貝茜’這署名喚起我的記憶，我把楊國雄先生好意地介紹出來的這篇文章讀了一遍，意外地‘發(fā)現(xiàn)’這竟是我的拙作。因為戰(zhàn)爭關系，所有在戰(zhàn)前所寫文章的剪存稿件，都在香港淪陷時全部燒毀，我根本忘記了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篇東西。如今重讀起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了?！边@算是一段文壇佳話，侶倫的這篇《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后來成為研究香港早期新文學的難得資料。
就文學史研究而言，僅依據個人口述資料肯定是不夠的，還需要嚴格的學術梳理。從1986年第1期開始，《香港文學》分四期連載了楊國雄的長文《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文章逐一考察了清末至抗戰(zhàn)爆發(fā)時的香港期刊狀況。如果說，楊國雄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是史料整理，那么同時發(fā)表在1986年第1期《香港文學》上的黃傲云的長文《從文學期刊看戰(zhàn)前的香港文學》則是一篇論文。這兩篇文章所談范圍接近，一是資料梳理，一是歷史論述，兩者正好互相發(fā)明。黃傲云后來以黃康顯之名出版的《香港文學的發(fā)展與評價》一書，其中很多內容都來自此。
香港早期文學之后，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內地南來作家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高峰。學者盧瑋鑾致力于這一領域的研究，成績卓著。盧瑋鑾的研究視野包括全部南下文人，她在《香港文學》上發(fā)表了不少研究文章，至1987年，盧瑋鑾將這些文章收集起來出版，題為《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這本書目前已經成為香港文學研究的重要著作。
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香港，則已經是劉以鬯先生所親自經歷過的了。他動員當事人對于報刊情況進行回憶，自己也撰寫文章，為研究提供參照。八十年代正是《香港文學》創(chuàng)刊的當下，劉以鬯也并未放過。
需要提及的是，從一開始起，《香港文學》所刊相關文章的作者，就并不囿于香港學者，它同樣也發(fā)表內地學者有關香港文學研究的文章。陳子善長于考證，發(fā)現(xiàn)了諸多有關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文獻和史料。許翼心是內地較早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作為廣東人，他利用地緣優(yōu)勢，研究嶺南作家與香港的關系。謝常青致力于抗戰(zhàn)時期香港南來作家的研究，他的《抗戰(zhàn)時期香港文學初探》一文在1989年至1990年的《香港文學》上連續(xù)五期刊載。1990年6月，謝常青在此基礎上出版了《香港新文學簡史》，這是內地出版的第一部香港文學史。
《香港文學》也發(fā)表內地學者有關香港文學史的論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暨南大學學者潘亞暾的《港臺海外華文文學現(xiàn)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高級進修班上的報告》一文，此文從《香港文學》1986年第8期開始發(fā)表，一直連載到1987年第4期，一共九期，引人注目。據文中交代，1983年潘亞暾訪港歸來，就上書孔羅蓀和馮牧，提出成立華文文學研究交流中心，出版“港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教材等建議。后來，他接受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劉再復所長的邀請，在文學高級進修班上舉辦講座，此文即是講稿。在這篇文章中，潘亞暾運用列寧有關“兩種文化”的說法，來論述香港文學，這種階級論的論述，是當時內地文學研究的基本套路。1990年，潘亞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臺港文學導論》，成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應該說，潘亞暾等內地學者為香港文學學科在內地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不過他們有關香港的一些觀點，并不容易為香港學者所接受。盧瑋鑾指出，外界對于香港文化最流行的評價是“香港文化沙漠論”，在這種觀點下，香港文學是談不上的。她提到，直至1985年，馮牧仍然認為香港沒有什么文學，“嚴格講，認真講，香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學……都寫吃喝玩樂、消閑的，那怎么行？”潘亞暾的《港臺海外華文文學現(xiàn)狀》一文一開頭就批判“香港文化沙漠論”，但他認為香港文學“普遍的缺乏深度、廣度與力度”。這與馮牧的說法其實相距不遠。內地香港文學研究者多數(shù)大書特書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南來文人在香港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輝煌，香港本地文人卻未必這么看。黃傲云在《從文學期刊看戰(zhàn)前的香港文學》一文中指出，抗戰(zhàn)以后，香港本地新文學作家被文壇排斥，只好去寫通俗流行小說。后來，他提出了那個引起爭論的觀點，即三四十年代內地作家南來香港后，香港本地作家并沒有得到“好好的撫養(yǎng)”，而是“跑到街頭流浪去”。當事人平可在《誤闖文壇述憶》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并指出當時南來主流文人文學成就確實高，但在香港本地接受方面還做得遠遠不夠。
對于1949年后的香港文學，內地學者也習慣性地強調南來作家的成就和主導地位，這一點也讓香港本地學者感覺不適。1989年12月，在由香港中文大學與三聯(lián)書店聯(lián)合舉辦的“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潘亞暾認為香港南來作家“既占主導地位又發(fā)揮領導作用”。也斯評論說：“潘文有時是廣義地把每個人都包括進去，有時是狹義地特指他心目中的一群作者，又用上‘領導’‘團結’‘幫助’等字眼，香港的聽眾聽來自然刺耳了。其實香港文學界的一個好處（如果有好處的話?。罕緛硎羌媸詹⑷?。”據稱，在這次會上，潘亞暾的看法“幾乎成了香港學者的眾矢之的”。戴天發(fā)表文章，開頭一句就直呼“潘亞暾之流”，可見兩地學者立場和觀點上的差異。
當然，觀點的差異，并不只限于內地學者與香港本地學者之間，香港本地學者之間也有不同看法。對于20世紀50年代“綠背文學”，劉以鬯與盧瑋鑾的看法就不盡相同。盧瑋鑾在《青年的導航者——從〈中學生〉談到〈中國學生周報〉——在第七屆中文文學周專題講座上》（總第8期）一文中，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學生周報》辯護。劉以鬯的《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香港文學研討會”上的發(fā)言》一文，發(fā)表時間與盧瑋鑾的文章相近（總第6期），卻是批判“綠背文化”的。劉以鬯與盧瑋鑾對于《中國學生周報》的不同看法，自有其原因。劉以鬯是南來作家和現(xiàn)代主義文人，很反感“綠背文化”。盧瑋鑾在50年代尚處于幼年，她是在《中國學生周報》等報刊的熏陶下長大的，自然容易有親近感。
進入21世紀后，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者在觀念上已經較為開放，在材料掌握上也較從前要豐富得多，他們在《香港文學》上經常與香港學者互相配合。事實上，這個時期香港文學研究的陣容已經不僅僅局限于香港和內地，國外學者也在關注香港文學。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香港文學》組織了一個“‘回歸十周年’香港文學專輯”，其陣容是：王德威、也斯、陳國球、藤井省三、金惠俊、趙稀方、葉輝、馮偉才、陳智德、陳德錦、劉俊、黃萬華、鐘曉毅、袁勇麟、曹惠民、痖弦（總第271期）。由此可見，香港文學研究的陣容已經一分為三。作為一個學科的香港文學研究，已經走向世界。在這一過程中，《香港文學》功不可沒。
創(chuàng)刊至今40多年來，《香港文學》經歷了劉以鬯、陶然、周潔茹和游江四任主編，在小說、詩歌、散文各個體裁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香港作家，成為香港文學的象征。本文所談主要是《香港文學》創(chuàng)立時期的歷史貢獻，其他方面還有太多的內容等待我們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