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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子張:錢谷融先生書簡及其他
來源:《書城》 | 子張  2024年12月10日08:19

今年炎夏過后的兩個小長假,從圖書館借來錢谷融先生兩種書信集,一是二十年前出版的《閑齋書簡》,一是十一年前出版的四卷本文集中的《閑齋書簡錄》。對照拜讀,頗受觸動。其字里行間所流露出的種種情懷,總讓我想起印象中錢先生和善的談吐與優(yōu)雅風度,不禁想說點什么。

研究者統(tǒng)計,錢谷融先生寫給別人的書信,包括《閑齋書簡》和《閑齋書簡錄》,加上后來公開發(fā)表和研究者所披露的,已知有五百余通(參見宮立《“信應是實實在在的,必本于誠,出于誠”——錢谷融書信的文獻價值》),總量不算太大。但據(jù)兩本書簡目錄,所收信件最早寫于一九七九年,時間下限為二〇〇三年,現(xiàn)在世人所知錢先生的書信主要集中在這二十四年間,當然兩書失收的信件一定還有。之前和之后所寫信件,可能由于種種原因未能保存下來,或是收信人覺得不便發(fā)表而未能面世。

讀錢先生這些書簡,確實有一些我不能想象的內(nèi)容,讓我對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認識。

錢先生為人坦誠、心地善良,學界有口皆碑。多年之前我曾去他府上拜訪,同樣是這種溫良儒雅的印象。但在《閑齋書簡錄》里,我看到錢先生也有心情很壞的時候,而當他意識到這可能對他人產(chǎn)生不良影響,又會檢討自己。

有時是追悔,有時是傾訴,在錢先生書簡中,常會看到他對自己有時控制不住情緒而發(fā)火或心情煩躁的記錄。如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十八日致魯樞元信中提及因為書稿的事而對一位“一向不喜歡”的人發(fā)了火,三天后了解到實際情況,則檢討說,“我也覺得自己發(fā)火,有點過分,致了歉意”。又如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魯樞元一信,提到自己前兩個月的情形,“心情惡劣已極,毫無生趣。倒不是因為身體不好,也不是國事太令人失望,而是家庭瑣碎,實在太煩人”。同年六月六日,致魯樞元信中又提起這些煩惱事,卻又寬慰友人:“不過,你們也不必為我擔心,其實,我在人前,就是說只要不是一個人悶坐書房,我還是有說有笑,人家都以為我很開朗呢?!比绱朔蜃幼缘?,通過書信這種私密性極強的文體表現(xiàn)了錢先生內(nèi)心的隱秘與真實,現(xiàn)在也讓讀者感受到他在人前不輕易流露消極情緒的自控力,看到了錢先生為人的一片赤誠,覺得錢先生更可愛了。

說到夫子自道,這里不妨做一回文抄公,將個人閱讀時標注的幾處文字略作展示,讓書簡所呈現(xiàn)的錢谷融先生的某些精神側面有所凸顯——

一九八〇年某月十五日致張景超:“做學問、做人,都不爭一時、一事……”

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致魯樞元:“我對一切企圖使文學現(xiàn)象科學化的努力都持懷疑態(tài)度,你的態(tài)度也與我類似?!?/p>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二日致魯樞元:“學術問題,本來完全可以各抒所見,不必顧慮其他。但在我們這里就真是難說。有時怎么說都可以,有時又怎么說也不行,本來,文學藝術應該致力于提高人們的精神和心靈境界,它可以涉及政治、經(jīng)濟以及一切與人類生活有關的題材,但決不是,也不應該為什么瑣瑣碎碎的具體問題服務?!?/p>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致程千帆:“我的懶是出了名的,但我的寫得少,主要卻并非由于懶,懶只是我的遮羞布,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腹中空空,其如寫不出何?曉明把我寫得少歸因于時代的嚴酷,那是更為我掛起了一張?zhí)没实幕献樱刮业钠椒矡o能反而成了一種頗足自豪的光榮了?!?/p>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四日致張景超:“絕不做違心之論,絕不為了達到其他目的而違背自己的良知?!?/p>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七日致陳炳熙:“我除了為了吃飯,不得不讀一些非讀不可的書以外,我讀書都是為了自娛,沒有興趣的,我是不去讀的。你要我為你介紹作品,原是人情之常,但我這個人向來不喜求人,尤其去求一些并無深交的人,更所不愿?!?/p>

二〇〇二年八月四日致外孫女揚揚:“我盡管好玩,考試成績?nèi)院芎?,不得第一,也能得第二。這決不僅僅是因為我聰明,我也是很用功的?!段膮R報》上有一篇文章說我是個‘歡喜型’學者,心理學家把學者分成兩個類型,一是‘歡喜型’,一是‘苦大仇深型’。所謂‘歡喜型’就是‘為藝術而藝術型’,是指專憑自己的性情、愛好而讀書工作的那一類人。”

錢先生的話都不難理解,這里用不著再費筆墨加以“闡釋”。

但除了上述這些片段或只言片語透出的脾性、情趣、操守,錢先生書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包括圍繞其學術生涯、思想、理論與友人進行的總結或反思,這又是超出瑣碎的日常記錄和他正式發(fā)表的學術成果的方面,因而似乎就特別具有一種互文性的參考意義。

近日重讀錢先生一九五七年所寫《論“文學是人學”》,固然不難看出某種為特定時代所限制而存有不盡圓滿之處,但論文的重心,其所秉持人道主義基本立場所闡發(fā)的主要論點,卻依然充滿啟發(fā)人和鼓舞人的力量。譬如這一段:“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會現(xiàn)實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會現(xiàn)實。反過來,你假如把反映社會現(xiàn)實,揭示生活本質(zhì),作為你創(chuàng)作的目標,那么你不但寫不出真正的人來,所反映的現(xiàn)實也將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謂生活本質(zhì),也很難揭示出來了。所以,文學要達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須從人出發(fā),必須以人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達到反映生活、揭示現(xiàn)實本質(zhì)的目的,也還必須從人出發(fā),必須以人為注意的中心。說文學的目的任務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質(zhì),在于反映生活發(fā)展的規(guī)律,這種說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學的核心,取消了文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qū)別,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殺文學的生命。現(xiàn)在大家都已經(jīng)知道把典型歸結為一定社會歷史現(xiàn)象的本質(zhì)這種理論的錯誤了。然而,對于我們這里所論述的:把揭示生活的本質(zhì)、反映生活發(fā)展的規(guī)律當作文學的任務,而把描寫人僅僅當作為完成這一任務所使用的工具。對于這種理論的錯誤,卻迄今還是習焉不察?!庇秩?,在引述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談文學作用的話之后,錢先生發(fā)揮道:“一切藝術,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內(nèi),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動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類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種熱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偉大的詩人,都是本著這樣的理想來從事寫作的。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須先改善人自己,必須清除人身上的弱點和邪惡,培養(yǎng)和提高人的堅毅、勇敢的戰(zhàn)斗精神?!?/p>

但是在二十世紀末,當中年文藝理論家魯樞元寫出《“文學是人學”的再探討——在生態(tài)文藝學的語境中》一文后,錢谷融先生卻通過書信的形式向魯樞元講了一番話,在真誠的認可與感謝之外,更多的似乎卻是嚴苛的自謙、自省、自審,這樣的表述又讓我聯(lián)想到與錢先生閑聊時他那份真誠的謙遜。他在二〇〇〇年三月九日寫給魯樞元的信中說:“說實在的,我這個人是沒有多少思想的,只是憑感覺說話而已。但因為人還算真誠,因此感覺里面就常?;蚨嗷蛏俚挠幸恍┛少F的東西。你就把這些可貴的東西抓住了加以總結、提高,就使我好像也是一個真有思想的人似的。”

他在信中談到魯樞元的那篇文章說:“你那篇《再探討》,第86頁到87頁初的兩節(jié),就是談創(chuàng)造目的和人道主義的,確是抓住了我文章的要點。接下去說我對現(xiàn)代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崇高‘本質(zhì)’、迷信‘規(guī)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義專斷深表懷疑,對于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現(xiàn)實中的‘人’當作工具和手段看待的工具理性主義大為反感。這也可以說是對我的意見的正確概括,但概括就有了凈化、有了提高。不過,我還是可以承認的。你又進一步總結說:‘這就是說,作者在潛意識中已經(jīng)表達出他對現(xiàn)代社會思維模式的反叛,在其出發(fā)點上已經(jīng)站在了反思現(xiàn)代性的立場上?!@我可就頂多只是一種模糊的傾向,而并無明確的意識了?!庇终f道:“你說我在某種程度上持有‘人類中心’的傾向,其實,豈止是某種程度呢,我的‘人類中心主義’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但有時候,在有的地方、有的場合,我又有不少歌頌自然、膜拜自然的言論,原因就在于我并沒有自己的明確的、有系統(tǒng)的思想,我的思想都是從各處販運來的,是雜亂無章的。只有自己的愛好是真的、感情是真的。我談愛好、談感情的話是真誠的,可信的。談思想的話,雖然也并不是虛假的,但卻是經(jīng)不起追問的,自己也不敢堅持的。因為,我還很幼稚,并未成熟,還是沒有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思想。”魯樞元在錢先生去世后寫的悼文中提到《閑齋書簡》中失收的錢老一封信,表示:“從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先生的‘好人緣’,男女老幼都熱愛他,都愿意和他一起玩……”

我的閱讀感受是,錢先生的好人緣必是以其誠懇、坦率、謙遜這種種美好的德行為基礎的,所謂美好的德行,不是滿足于做一個平平庸庸、左右逢源的老好人,而是有所為,亦有所不為,如若不是這樣,即無法解釋錢先生一生所遭受的那些原本不該遭受的不公與困厄。

拜讀錢谷融先生兩本書信集,也讓我想起二十四年前到上海拜訪錢先生以及與錢先生通信的往事。

那時我還在泰安師專任教。二〇〇〇年春因主持山東省教委一個教改項目,去上海參加一個高校教改會議,趁便拜訪幾位文學教育前輩,聽聽他們對中文專業(yè)教改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就有華東師大的錢谷融先生。我校中文系吳根成老師早年畢業(yè)于華東師大,是錢先生的老學生,他得知我要去上海見錢先生,就寫了一封介紹信讓我?guī)ァD菚r我已快四十歲,竟然沒想到先寫信給幾位老先生打個招呼,就抱著“心想事成”的執(zhí)念去了上海。我們這代文化上先天不足的人,不說別的,單就待人接物的禮數(shù)而言,就沒法跟老一代比——當我注意到錢先生書簡中太多關于“失禮”的自責時,自己內(nèi)心不免有這種感慨。

到了上海,如何在師大二村一排排樣子差不多的樓房中找到錢先生的家,如今完全不記得了。但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受到錢先生熱情接待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當然,同事的介紹信還是重要的,它至少讓錢先生知道了我的來歷。大概看我模樣也不像江湖術士,故而盡管家里只有錢先生一人,八十一歲的老人家還是毫無戒備地迎我入戶,讓我坐在客廳沙發(fā)上,又給我泡了一杯茶。他告訴我,他剛剛與王元化從揚州旅游回來,然后邀我到陽臺上對坐聊天。聊天的話題是關于知識分子的人格與堅守,我在后來寫的訪問記《華師二村訪錢谷融先生》中表示,“限于時間,這個話題似未展開”,實際情況則可能是,恰恰在這個話題上我當時感覺錢先生似乎有點欲言又止,或者說略有回避——這是我在一段時間之后才意識到的。畢竟是初次見面,話說到這里也就可以了。

后來,與我同來參會的同事、華東師大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畢業(yè)的偉軍兄辦完事來錢先生家里找我,我們便分別與錢先生合影準備告別。我進門后把吳根成老師托我?guī)Ыo錢先生的茶葉遞上,臨走時錢先生也拿出一罐茶葉,非要讓我?guī)Ыo吳老師。這個細節(jié)讓我聯(lián)想到錢先生書簡中不少關于“送禮還禮”的故事,這也就是“信如其人”的另一個側面吧。

本文作者拜訪錢谷融先生(右)時的合影,2000年

二〇〇〇年春天的拜訪,只是不足一個上午的時間。不過,我離開上?;氐綄W校之后的幾次通信,卻延續(xù)著我與錢先生的閑談。我將當時拍攝的錢老照片和我們的合影寄去,隨即收到錢先生于當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回信,隨信另有一份剪報,是他為別人的書所寫序文的發(fā)表稿。信的末尾“聊酬贈照之雅意”一語,再次讓我感受到老一代學人為人處世的禮貌與周到??紤]到錢先生寫給我的信與明信片均未收入《閑齋書簡》或《閑齋書簡錄》,特予照錄如下,以備再版時酌收。

錢先生的第一次復信:

因為忙,同時也怕太多地打擾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這次通信之后我就暫時放下此事,直到下學期快結束,臨近年底了,我才給錢先生寄了一張賀年卡,自撰一則并不講究的“聯(lián)語”記錄我對錢先生的印象:“讀書寫書,參透東西書趣,偶作長歌驚風雨;集茶品茶,嘗遍南北茶香,采得瑞草養(yǎng)容顏。”想不到錢先生竟然又很快回寄我一張賀年片,對我的所謂“聯(lián)語”和“書法”給了點贊,讓我十分慚愧!作為明信片的賀卡上雖然只有幾句話,但畢竟也是一封信,內(nèi)容也錄在這里:

只是由“他日有暇,望能回母校走走”一語,可知錢先生把我誤認為華東師大畢業(yè)的學生了。耄耋之年的錢先生門生眾多,我想這恐怕也難免。

前面說過,我這次去上海,多少是帶著一點任務的,主要就是為所主持的中文專業(yè)教改項目積累素材與尋求改革路徑。我們當時創(chuàng)辦了一個叫《中文探索》的教改內(nèi)刊,除發(fā)表教師的理論文章和學生習作,也開辟了另外一些欄目,譬如每期打頭的是叫“學人側影”的專欄,介紹中文專業(yè)的學術大家。我負責編的開始幾期就先后介紹了華東師大錢谷融教授、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和已故北京師大李長之教授。

介紹錢谷融教授的這期“學人側影”專欄,就用上了錢先生隨信附來的那篇《史識與史德》,另有一篇我寫的訪問記《華師二村訪錢谷融先生》。刊物印出后,我即寄給錢先生一冊,這時已是第二年新學期開始之際,距離我上一年拜訪老人家已近一年了。

很快就又收到錢先生復信,而且這次復信的用語、措辭,特別是所表達的心意更讓我感覺溫暖,我們的距離似乎進一步拉近。也許是我寫的訪問記讓他回想起一年前的我,也許是覺得我的文字還算誠實本分,因而也就對我增添了一份信任。此信是這樣寫的:

錢先生的謬贊固然令我受之有愧,而“我家大門始終為你敞開著”一語卻著實讓我深深感動。若干年來,我懷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情與不少文學、教育前輩通信,也常有登門拜訪之舉,彼此之間雖有年齡、閱歷的相當差異,而這些前輩并不以我的唐突為僭越,多給我以信任與錯愛,甚至引我為忘年之交,我雖深以為幸事,卻也時常自問有何德何能讓我獲此殊榮,內(nèi)心難免抱愧。錢先生來信中的話語在給我以前輩溫暖的同時,同樣也給我這樣的不安。

通信之外,記得還與錢先生通過幾次電話。特別是我在寫《李長之先生》這篇短文時,曾打電話向錢先生了解他在中央大學讀書時這位老師的情況,錢先生在電話里向我繪聲繪色地講述了李長之先生將其夫人比喻為“警報”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

拜讀《閑齋書簡錄》,我留意到錢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莊子的一句話“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如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四日致張景超:“我這個人是既無能,又懶惰,讀書既不用功,也沒有認真做過學問,一向得過且過,茍且度日。很受莊子‘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的影響,一切都只是敷衍、應付而已。”又如同年同月寫給魯樞元的信:“你這篇文章(即《再探討》)結束得似乎有些氣衰力竭,雖說仍舊很有信心,但也僅僅是信心而已。支撐信心的事實和力量在哪里?就像我談自己文學觀的那篇《對人的信心,對詩意的追求》一文,有的也僅僅是信心和追求而已,眼前所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與魯迅同樣有‘悲涼之霧,遍布華林’的哀感。所以我效法莊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總提醒自己不要太認真了。但愿我的頹唐不至于影響你?!甭?lián)系莊子的語境與錢先生引用此語時的自我表白,仿佛能感受到錢先生內(nèi)心深處不為人知的某種悲涼之感,由此也仿佛理解了錢先生之“既無能,又懶惰”的口頭禪背后所隱藏的無可奈何之心境,也許,在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坦誠、和善、明澈、謙遜、低姿態(tài)的錢谷融先生之外,另有一個我們都并不怎么熟悉和了解的錢先生吧。

或許,一切充滿魅惑的思想、文字、符號,最后所凝結成的都只是一個動人而又多解的靈魂與人格。謹以此文紀念錢谷融先生逝世七周年。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五日完成于崇明東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