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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文化出版社2023年推出的“雅學堂叢書”首輯共10本，秉持“大家小書”理念，請人文社科領域學術大家以學術隨筆形式，向大眾介紹其學術、思想及最新研究成果。叢書出版后備受社會贊譽，被視作視角新穎的學術史、深刻生動的思想史以及一代學人的心靈史。

鑒于其社會影響力與學術關注度，2024年又推出第二輯10本，有樊錦詩《敦煌石窟守護雜記》、史金波《杖朝拾穗集》、劉夢溪《東塾近思錄》、鄭欣淼《故宮緣》、陳鋒《珞珈山下》、范金民《史林余紀》、霍巍《考古拾貝》、常建華《史學鴻泥》、趙聲良《瀚海雜談》、李錦繡《半枰小草》。第二輯的作者隊伍中，如敦煌學的樊錦詩、趙聲良，西夏學的史金波，故宮學的鄭欣淼，絲綢之路考古學的霍巍等，他們雖臨近或已退休，卻仍奮斗在學術前沿，展現一代學人的使命擔當，為學術傳承與文化傳播持續(xù)發(fā)力。

“雅學堂叢書”第二輯亮點紛呈，以樊錦詩《敦煌石窟守護雜記》為例，可一窺敦煌石窟保護與一代學人的堅守。該書收錄樊錦詩有關敦煌文化價值、保護研究歷程等26篇文章。她在本書后記中說：“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故此我把這本書稱為《敦煌石窟守護雜記》?！?/p>

前輩學者保護敦煌的愛國之心和獻身精神，激勵樊錦詩堅守敦煌60年，將自己的一生獻給敦煌的保護事業(yè)。20世紀40年代初，敦煌學家向達在敦煌考察時，眼見莫高窟遭到破壞，痛心疾首并提出保護建議。樊錦詩認為，正是向達那百折不回的堅忍品格和世界性的學術眼光，使他在當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克服種種困難，取得令同時代人嘆服的學術成就。這種堅忍的品格，也是樊錦詩的真實寫照。樊錦詩還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交往密切。季羨林因對敦煌文物保護事業(yè)與敦煌學的關切，多番鼓勵樊錦詩，堅定其守護決心。此外，與饒宗頤的學術交流，也使樊錦詩將其奉為治學為人楷模。

如果說向達、季羨林、饒宗頤對樊錦詩有著間接的影響，那么常書鴻、段文杰對她的影響則是長期且潛移默化的。

常書鴻為保護敦煌事業(yè)奉獻一生的經歷，令人動容且敬仰。1943年，當他來到莫高窟時，面對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破敗不堪的廢墟。但他毫不退縮，把遠在重慶的妻子、兒女全部接來莫高窟安家落戶?？墒牵櫟钠拮右蛉淌懿涣水數氐目鄲炆?，不辭而別。常書鴻雖遭遇家庭離散之痛，但為了敦煌的事業(yè)，他帶著兩個孩子，堅持留在莫高窟。他的奉獻精神感動了無數人，也感召著一批批青年才俊來到敦煌，樊錦詩就是其中一員。

從踏入莫高窟的那一刻起，段文杰就被敦煌精美的藝術深深吸引，從此堅定地扎根于此。他全身心投入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中，其作品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極高。此后，他又投身石窟藝術的研究領域，撰寫了關于敦煌藝術的一系列研究論文，被譽為“敦煌藝術研究的集大成者”。當段文杰肩負起領導職責后，大力推進敦煌研究院的學術研究進程，積極創(chuàng)辦了《敦煌研究》這一極具影響力的刊物，創(chuàng)建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為敦煌學研究培養(yǎng)人才和工作團隊，使敦煌研究院成為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中心。

1962年，當樊錦詩到敦煌實習時，常書鴻、段文杰等前輩已經在莫高窟工作和生活了將近20年。他們在艱苦環(huán)境中展現出的無畏、樂觀、苦干、堅忍等品質，讓樊錦詩由衷敬佩。經過長期的工作接觸，樊錦詩慢慢明白，“以常書鴻、段文杰等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立志堅守敦煌，不僅出于對偉大藝術的熱愛，更重要的是一種發(fā)自內心的對中華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正是這種使命感和責任感讓他們生出大無畏的精神來”。這種精神為敦煌文化傳承、保護與研究筑牢根基，樹立典范。

常書鴻與段文杰的精神引領著樊錦詩等后來者。2018年，樊錦詩被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榮譽稱號，獲評“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2019年更是榮獲國家勛章，被授予“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然而面對這些榮譽時，樊錦詩始終清醒，在不同場合表示：“苦都讓老先生們吃了，可表彰全給了我”“這個榮譽不是給我個人的，是給幾代莫高窟人的，是給敦煌研究院全體職工的，是給為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作出貢獻的人們的，也是給我國所有文物工作者的”。

當樊錦詩從前輩手中接過敦煌石窟保護的接力棒后，面臨著新的問題：此前的科學保護只能盡量延長石窟的壽命，無法實現永久保存。當莫高窟本體難以長久保存時，人們曾寄希望于照片和膠片能長久留存石窟文物信息，可隨著時間推移，檔案照片及其膠片也會變色、變質。比如將現在的石窟壁畫、彩塑等文物與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照片對比，會發(fā)現如今的文物或有退化、或變模糊、或已丟失部分內容，已不如20世紀初那般清晰完整了。如何長久保存祖國優(yōu)秀文化遺產？這是敦煌研究院以及樊錦詩面臨的難題。

從《敦煌石窟守護雜記》中可以了解到，樊錦詩的敦煌石窟保護之路絕非坦途，而是充滿艱難險阻，她所付出的努力與拼搏超乎常人想象。然而，她憑借著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前瞻性地提出科學保護理念并付諸實踐，在全國范圍內率先推動文物保護專項法規(guī)的制定以及保護規(guī)劃的構建，通過不懈探索逐步形成了石窟科學保護管理的理論體系與有效方法，其主導構建的“數字敦煌”項目，為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與永續(xù)利用作出重大貢獻，更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科學管理與保護提供了中國方案。

這些都需要我們銘記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