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作家專刊——梁斌 紀念梁斌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梁斌，生于1914年4月18日，河北蠡縣梁家莊人，畢業(yè)于保定第二師范學校，原名梁維周，筆名雨花、梁文彬。著名小說家、國畫家、書法家。代表作品包括《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等，其中《紅旗譜》先后被改編為話劇、電影、評劇、京劇、電視劇等，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今年是梁斌先生誕辰110周年，本報特邀請閻浩崗、劉衛(wèi)東、宋安娜三位專家學者撰文，以此紀念這位中國當代文學大家。
——編 者
梁斌年輕時候的照片（1960年）
梁斌
《紅旗譜》《播火記》：文學史上繞不過的存在
□閻浩崗
1957年至1958年之交，《紅旗譜》如平地一聲雷，震動了中國文壇；5年后，《播火記》又從北方平原刮起紅色風暴。于是乎，梁斌從一個普通的革命干部，一躍成為聞名全國、享譽海外、青史留名的大作家。
長篇小說出版不久，報刊上鋪天蓋地的介紹、評論或轉(zhuǎn)載，話劇、電影、戲曲、曲藝和連環(huán)畫等對原作的改編與普及，是其他“紅色經(jīng)典”都享有的待遇；但像《紅旗譜》《播火記》這樣被郭沫若、茅盾和周揚等名家都予以重視、給予高度評價的，恐怕就不太多了。郭沫若親自為兩部小說題寫書名，茅盾稱其為“里程碑的作品”，周揚則譽之為“世界一流”。即使“文革”時期，《紅旗譜》《播火記》仍然保持這熱度。新時期初期撥亂反正，《紅旗譜》在各種版本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占據(jù)突出位置。1980年代中期以后，雖然在“重寫文學史”浪潮中“十七年”文學普遍被看低，但《紅旗譜》在絕大部分的文學史書寫中并未消失。199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王蒙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小說卷》中，《紅旗譜》位列收錄的五部長篇之一。新世紀各種評論新歷史小說的論著，每以《紅旗譜》為參照。也許今天的讀者閱讀感受可能會有不同，但《紅旗譜》一直是文學史上繞不過的存在。
《紅旗譜》的文學史地位，取決于其獨特的藝術性。該書塑造的朱老忠形象，是文學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的人物類型。古代文學大多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主人公，即使號稱“農(nóng)民革命的史詩”的《水滸傳》，除了面容模糊的陶宗旺，書中主要人物也沒有一個是以種地為生的地道農(nóng)民。在《紅旗譜》之前，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中出現(xiàn)了魯迅筆下的閏土，華漢筆下的老羅伯和羅大，茅盾筆下的老通寶和多多頭，王統(tǒng)照筆下的奚二叔和奚大有，趙樹理筆下的小二黑、李有才、張鐵鎖、王金生，周立波筆下的趙玉林、郭全海、劉雨生等農(nóng)民形象，而朱老忠與這些農(nóng)民迥然不同：他不是一個被同情、被憐憫的“受苦人”，而是富有人格魅力的強者；他有普通農(nóng)民身上不具備的江湖氣、俠客氣，確又是一個平日里能屈能伸、過莊稼日子的地道農(nóng)民；他不是完全由外力推動的被動反抗者，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人格精神的韌性戰(zhàn)斗者，一個真正的“主體”，一個兼具真正農(nóng)民身份與平凡英雄氣質(zhì)的“卡里斯馬”。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主要是土地革命、農(nóng)民革命，如果沒有《紅旗譜》和朱老忠，中國土地革命的文學敘事中就只有“被解放”的農(nóng)民，而沒有主動尋求自我解放的農(nóng)民，文學對農(nóng)民革命性的揭示就不深刻、不充分，或停留在“阿Q式革命”階段。事實上，實際的革命斗爭中涌現(xiàn)的農(nóng)民英雄既有阿Q式或趙玉林、郭全海式，也不乏朱老忠式，即出身農(nóng)民卻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普通農(nóng)民的類型。這樣的農(nóng)民，往往是生活中更常見的嚴志和、朱老星、伍老拔式的農(nóng)民領導者，他們最終會成為出色的農(nóng)民領袖乃至革命干部。
《紅旗譜》《播火記》以鄉(xiāng)村的小戶與大戶（即農(nóng)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沖突為基本情節(jié)線索和故事發(fā)展動力。它在寫接受黨領導之前的斗爭時，突出了農(nóng)民之間靠友情與義氣而產(chǎn)生的團結(jié)協(xié)作精神——老一輩的朱老鞏挑戰(zhàn)馮蘭池，有其好友嚴老祥一家協(xié)助；朱老忠返鄉(xiāng)前，由朱老明牽頭，嚴志和與朱老星、伍老拔參與，共同與馮蘭池打官司；朱老忠返鄉(xiāng)后，他們又團結(jié)在朱老忠周圍，有難同當。有了這樣的人際關系基礎，賈湘農(nóng)來鎖井鎮(zhèn)“播火”就沒費太多周折。小說寫到朱老忠等接受黨的領導之后，沒有像“十七年”時期其他革命歷史題材或農(nóng)村題材小說那樣將雙方斗爭一開始就寫成直接對壘、劍拔弩張：第一部中的“脯紅鳥事件”完全是普通的鄉(xiāng)里糾紛：馮蘭池喜歡那只鳥，但并不強取豪奪，而是想高價購買；朱大貴不賣，他也無計可施，他報復朱家，用的是“合法”的抓丁手段。“反割頭稅”則是在地下黨暗中領導下通過不流血斗爭取得的勝利?？梢哉f《紅旗譜》寫的是農(nóng)民與地主的階級斗爭，但這種階級斗爭之所以寫得自然又富于張力，是因為它借助家族斗爭方式而展開。小說中參加朱老忠一派的，是鎖井鎮(zhèn)和小嚴村最講義氣、最敢斗爭的人，而非最窮的人——朱老忠和嚴志和應該屬中農(nóng)或下中農(nóng)，與他們家庭條件差不多的老驢頭、比他們窮得多的雇農(nóng)老套子就沒有加入。也并非所有地主都與馮蘭池聯(lián)合在一起，與朱嚴對壘，相反，鎖井鎮(zhèn)另外兩家地主馮老錫、馮老洪與馮蘭池是仇人。馮蘭池所以霸道，主要不是因為他的財富，而是因為他掌握了村長和堤董的鄉(xiāng)村基層權力。據(jù)梁斌自述，民國時期冀中鄉(xiāng)村的貧富分化并不特別明顯。華北雖有地下黨，但沒有像南方那樣建成蘇區(qū)。這應該與當時北方農(nóng)村的特殊社會形勢分不開?！都t旗譜》和《播火記》真實揭示了北方鄉(xiāng)村革命的特殊性。
塑造這樣的人物、講述這樣的故事，《紅旗譜》用的是不一樣的寫法，即以日常性為基調(diào)，添加適度的傳奇色彩。第一部完全是日常生活敘事，即使第二部寫高蠡暴動和武裝斗爭，其寫法也迥然有別于《敵后武工隊》《鐵道游擊隊》《烈火金鋼》《林海雪原》之類革命通俗傳奇。《播火記》中參加暴動的農(nóng)民起義軍，領導者缺乏軍事指揮才能，參加者沒有軍事斗爭經(jīng)驗，所以一觸即潰。作者沒有違反歷史事實，將失敗寫成勝利。作品中地主和農(nóng)民的言語與行為，均未脫離日常生活邏輯。作品中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只有朱老鞏、朱老忠父子以及白洋淀中的綠林人李霜泗，但在添加這些傳奇色彩時，作者掌握了分寸，使之不顯得與日常性基調(diào)不和諧：朱老鞏與眾不同，是因他參加過義和拳；朱老忠眼界高于普通農(nóng)民，是因他下過關東，甚至跨出過國界。李霜泗父女的身份有別于農(nóng)民，屬于另一類型人物，梁斌也并未將其寫成燕子李三式的飛檐走壁者。至于小說在民族風格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已成為學界共識，在此無需贅述。
能寫出這樣不一般的作品的作家，必有其不一樣的性格特征與藝術追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作家寫作時普遍有“趕任務”的壓力，用創(chuàng)作配合政治政策宣傳是其內(nèi)在驅(qū)力。梁斌也不可能不考慮當時的政治要求與基本規(guī)范，但他創(chuàng)作《紅旗譜》卻是“蓄謀已久”——早在青年時期，在抗戰(zhàn)之前，他就以二師學潮為背景寫過短篇小說。抗戰(zhàn)期間，又多次以中短篇小說以及話劇的形式，寫過后來寫進《紅旗譜》三部曲里的人物和故事。《紅旗譜》是在具有強烈創(chuàng)作沖動、不寫不可的心態(tài)下動筆的。為了完成這部作品，他無心當官從政，只想獲得更多的創(chuàng)作素材和更好的創(chuàng)作條件。他有明確的精品意識，一心要寫出傳世之作，而非迎合一時一勢。他有強烈的個性追求，不想重復《白毛女》《暴風驟雨》以來寫地主農(nóng)民斗爭的老套路，一定要將故事和人物寫得與眾不同。他對中外文學遺產(chǎn)兼收并蓄，取其所長，探索出獨屬于自己的“比中國傳統(tǒng)寫法細一點、比西洋寫法粗一點”的雅俗共賞的藝術之境。
熟悉梁斌的人認為梁斌本人的性格特別像朱老忠。我認為，《紅旗譜》中朱老忠的外形設計就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說原作中的朱老忠，身材并不像影視劇中的扮演者那樣魁偉，而是個“小敦實個”，說話聲音洪亮，有膛音。而生活中的梁斌也像他筆下的朱老忠一樣，個子不高，但剛烈俠義，敢作敢為。雖然經(jīng)歷過特殊年代的磨難，他的這一性格也不曾改變，除了天賦個性使然，也與其革命老干部的資歷及重義氣、講友情形成的廣泛人脈分不開。如此，他才可以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與獨立個性，堅持自己獨特的藝術追求。
（作者系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紅旗譜》手稿 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供圖
《紅旗譜》，梁斌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再版
《播火記》，梁斌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初版
《紅旗譜》（1960）電影劇照
對人民的忠誠與愛 貫穿生命始終
——我眼中的梁斌
□宋安娜
梁斌出生于1914年，逝世于1996年，享年82歲。他是杰出的人民作家、忠誠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中國當代文學巨匠和著名書畫藝術家，梁斌精神和其文學藝術遺產(chǎn)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上世紀80年代，梁斌先生從河北省政協(xié)副主席、河北省文聯(lián)主席任上離休。他是1927年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共中央正式下達文件，梁斌同志以正部級離職休養(yǎng)。有關部門征求他的意見，房子、車子、秘書如何安排，他說，一概不要，只要我看病的時候派個車能送我到醫(yī)院就行了。
梁斌殫精竭慮創(chuàng)作出《紅旗譜》后，身體一直不好，多次入院治療。他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晚年幾次鬧懸。1988年，有一天，他參加老畫家的書畫聚會，心臟病突發(fā)。老朋友勸他，趕緊向有關部門要汽車，他說，他們太忙。他請人打電話通知他的女兒，用自行車推著他，步行十幾里路，將他送到醫(yī)院急診。接診的大夫說，再晚來一會兒就沒救了。家屬禁不住后怕，而梁斌從此次病危得到啟發(fā)，開始著手整理自己的手稿，親自穿針引線，像鄉(xiāng)村小學生縫作業(yè)本那樣，將手稿一本本縫制起來。
梁斌說過，手稿是從作家身上掉下來的肉。一位西班牙收藏者看中了梁斌的手稿，找上門來想購買《紅旗譜》手稿。送走西班牙收藏者，梁老笑容滿面。孩子們問他笑什么，他反問道：“你們猜猜，開價多少？”孩子們說：“10萬人民幣?！绷豪洗笮Φ溃骸?0萬美金！”笑過了，他將手一揮，說：“10萬美金我也不賣！我的手稿屬于人民！”后來，梁斌果然將全部手稿捐獻給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事后，老人家親口對我說，現(xiàn)代文學館來人取走時，他特意與自己的手稿合影，全部手稿摞起來，比他的人還高。
梁斌先生最后一次入住醫(yī)院治療是1994年。那一次他住了2年。經(jīng)天津市總醫(yī)院的大夫、護士精心治療和護理，他的病情穩(wěn)定下來。他叫人在病房里支起畫案，重新?lián)]毫作畫。梁斌的畫作，被譽為紅色文人畫。他在蠡縣高小曾接受過正規(guī)的美術訓練，繪畫基礎扎實。他的書畫題材與他的革命生涯息息相關。北方農(nóng)村的瓜棚豆架、白洋淀的映日荷花、太行山的嶙峋山姿、武漢江邊的清秀風光，都是他百畫不厭、推陳出新的繪畫題材。他畫荷花荷葉，水墨淋漓，一花一葉見白洋淀浩渺云煙；他畫枇杷葫蘆，果實豐滿，枝枝蔓蔓纏繞著鄉(xiāng)土氣息；他的焦墨山水更獨樹一幟，千里太行一派蕩蕩長風。
文學家能書善畫，古來有之，歷代都有佳作流傳，形成文人畫。文人畫不拘泥于師承與技法，講求感情和興會，捕捉事物最感動自己的特征，抒寫胸中最激動自己的感情。但古來文人又多懷才不遇，將滿腔不平怨憤傾瀉于三尺熟宣，所以文人畫多高古荒寒之氣。梁斌的畫，畫的是他的革命生涯，抒發(fā)的是他崇高的信仰。他一改古代文人畫風，不論字與畫，均大氣磅礴，激情滿紙，看了令人精神振奮。
梁斌一生創(chuàng)作了8000多幅書畫作品，其中3000多幅毀于“文革”之火，余下的5000多幅大部分收藏于故友新朋、普通民眾手中。
黃胄與梁斌是同族兄弟，黃胄在國畫領域儼然大家。兩兄弟談笑之間，梁斌常說：“黃畫不如梁畫”；黃胄為《梁斌畫選》作序，坦言道：“梁斌的畫和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充滿激情和希望?？催^他的畫的人，都認為散發(fā)著新時代的書卷氣，表現(xiàn)意象凝重厚機。梁斌說，他的畫比我的畫好，就這一點說，我是同意的?！?/p>
聽說梁斌先生在病房支起畫案，慕名來索畫的不少，梁老感謝醫(yī)護人員的辛勞，每有得意之作，也欣然贈送。他在這期間創(chuàng)作了不少精品，但畢竟是久病且高齡的老人，畫作斷斷續(xù)續(xù)。
1996年４月，梁斌先生一連幾日不適，體力下降，提起筆來手顫不止，他已經(jīng)許久不動畫筆了。一天清早，他忽然說很想畫畫，叫人鋪開宣紙，一氣畫了三個多小時，畫出一組四扇屏：梅花、牡丹、枇杷、櫻桃?；ǘ渖鷻C盎然，果實豐碩繁多，洋溢著生命的蓬勃和收獲的喜悅。大家看了，都暗暗稱奇，說這哪像一位久病老人的畫作，簡直就是出自血氣方剛年輕人之手嘛！由此，人們還私下里慶幸，期待他終會戰(zhàn)勝病魔，慢慢康復起來。誰也沒有想到，兩個月之后，他便與世長辭了。
梁斌先生的書法絕筆，是“梁莊小學教學樓”七個字，那是他為家鄉(xiāng)河北省蠡縣梁莊村的小學題寫的匾額。這座小學，是他個人捐款50萬元建起來的。這是一筆“秘密”捐款，全部現(xiàn)金連梁老的家人都不知情。那時他還沒有住院，老家村黨支部書記帶著小學的校長來了，訴說學校的難處。梁老說，再難不能難了孩子讀書。過了一些日子，他把書記和校長叫到天津，當頭對面交給他們一個提包，里邊裝著50萬元現(xiàn)金，說：“蓋吧，給孩子們蓋一所最好的小學校”。他還囑咐那位書記，別告訴孩子50萬元是他個人捐的，告訴他們學校是縣委、縣政府為孩子們建的，讓孩子們感謝縣委、縣政府。
以我對梁老的了解，要想搞到50萬元，他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找老戰(zhàn)友、老同事批款，他1927年參加革命，長期在冀中工作，戰(zhàn)友、故舊不在少數(shù)，其中掌握一定權力的領導也不在少數(shù)，他出面為鄉(xiāng)村的孩子們說一句話，問題應該不難解決。第二個辦法簡單，便是自己拿出錢來。但梁斌身邊沒有這么多錢。幾十年來，他的生活由夫人散幗英照料，年輕時從不稱油打醋，老了更加不問家庭瑣事。一個沒有購買使命的人，要錢何用？但他需要50萬元。
大約10年之后，梁斌的家人才對這筆巨款的來歷有了片段回憶。原來，有一段時間，家人經(jīng)常見他攜畫外出，將他幾十年來珍藏的名人字畫，卷一卷就拿走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家人無意間發(fā)現(xiàn)了一張賣畫的單據(jù)，款項很大，問他，他將手一搖，說：“你們別管，我有用?！奔胰酥恢浪谫u畫，想做一件自己的事情，就沒人再問起，包括數(shù)字和用項，這之后就發(fā)生了一提包裝了50萬元現(xiàn)金的事情。
在梁莊，流傳著許多梁斌關心家鄉(xiāng)百姓的故事。梁喜來患羊角風，四處求醫(yī)不治，梁斌把他接到天津，請了名醫(yī)調(diào)治，回鄉(xiāng)后，梁斌又一次次買藥，親自包裹好郵寄回去，直至他的病痊愈。３年困難時期，梁斌生活也不寬裕，但他得知梁振興家生活艱難，袁營家缺衣少被，便多次給梁振興寄錢，還給袁營家寄去了棉被。1988年，梁斌托人將一臺電視機和一批圖書送到村里，在村辦小學開辟了“梁黃”閱覽室，鼓勵鄉(xiāng)親們讀書。
梁斌先生捐出的50萬巨款結(jié)出了果實，1996年5月，新的梁莊小學竣工了。那是梁莊村里最美麗的建筑。兩層高的教學樓坐北朝南，樓體向東西兩側(cè)伸展，恰似一個正做著廣播體操的小學生，在陽光下盡情地張開他的雙臂。教學樓的中部設置了一座弧形過廳，采光充分，廳堂里陽光燦爛，燦爛的光芒將瑯瑯讀書聲熨燙出綢緞般的質(zhì)感。
此時，梁斌先生已經(jīng)入住醫(yī)院并兩次病危又轉(zhuǎn)緩。聽到梁莊小學落成的消息，梁老欣慰地笑了。６月６日，應鄉(xiāng)親們之邀，梁老終于又揮毫運筆，高興地題寫了匾額“梁莊小學教學樓”７個大字。1996年6月20日，梁斌先生與世長辭。這日子與他為梁莊小學題匾只隔14天。
2004年我曾去梁斌先生的故鄉(xiāng)河北省蠡縣梁莊采訪。村里的鄉(xiāng)親告訴我，近年來，有30多名農(nóng)民子弟考上了大學。一位以書畫藝術之精粹著稱的作家、藝術家，他的書法絕筆不是恢宏的長卷，也不是精美的小品，而是一座鄉(xiāng)村小學教學樓的匾額。梁斌先生用他的一生印證了他的話：“我是農(nóng)民的兒子”，“我永遠忘不了農(nóng)民父老在幾十年的戰(zhàn)斗生活中對我的影響和教育。不能忘記八年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廣大農(nóng)民父老不怕犧牲他們的身家性命，獻出他們的一切；不能忘記吃了他們多少小米；不能忘記坐了他們多少漁船；不能忘記睡了他們多少熱炕頭；更不能忘記領導人民浴血奮戰(zhàn)的八路軍將士。沒有他們對我的教育，肯定沒有我這個梁斌”。
也許梁斌先生對自己的生命極限已經(jīng)有所預感。在他離世兩個月前，在畫了梅花、牡丹、枇杷、櫻桃四扇屏之后，他余興尚濃，意猶未盡，又大筆一揮，寫下一幅條幅：“一華落地來，滿天星斗日?！睂戇@幅條幅時，他的手一絲不顫，運筆剛勁有力。這幅條幅成了他書法的峰巔之作，與花朵生機盎然，果實豐碩繁多的梅花、牡丹、枇杷、櫻桃四扇屏，相映生輝。盛開的梅花、牡丹象征著祖國的繁榮昌盛，枇杷、櫻桃象征改革開放碩果累累，滿天星斗象征人民光輝的未來。然而“一華落地來”，此時梁斌先生已經(jīng)預知了自己的生命即將終結(jié)，他卻創(chuàng)作出這樣的書與畫。梁斌先生將他對人民的忠誠與愛，貫穿了他生命的始終。
（作者系作家，曾任天津日報社文藝部主任、高級編輯）
紀念陳莊戰(zhàn)斗五十一周年 梁 斌 作
十月廿五日偉大的早晨 梁 斌 作
梁斌先生在文壇蜚聲中外，畫壇更是獨樹一幟，造詣非凡。早在先生少時，繪畫便嶄露頭角，先后得到任藝圃、張化魯、姚萼三位先生的專業(yè)指導，七歲寫大仿，十二歲畫靜物及速寫，高小三年級時畫了一張《秋風紅葉》，老師贊曰“我們出了個畫家”。張化魯老師更是諄諄叮囑：“你是有繪畫天才的，要好好學習，法乎其上，要看好畫帖，臨好字帖，藝術這一行就是勤奮，是無止境的……”這段時期的積淀，為梁斌先生日后的書畫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之后的梁斌先生參加革命，一手秉筆，一手持槍，戎馬倥傯，直到1957年重新拿起了畫筆，晚年大寫意畫更是直抒胸臆，六十年后，憑記憶又畫的《秋風紅葉》充滿了濃濃的回憶。
梁斌的中國畫筆法源于傳統(tǒng)，發(fā)自心源、取其意氣，下筆干脆磊落，蒼老沉著、勢狀雄強而直達靈府。類如《平原仲夏》《花架之下井臺之上》《滹沱河畔》無不因他“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真切地將歲月留在畫作中。
——范 權（畫家）
論“青年梁斌”的創(chuàng)作
□劉衛(wèi)東
梁斌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57年的《紅旗譜》。對梁斌不熟悉的讀者可能會認為，梁斌屬于新中國成立后在“革命歷史敘事”中一舉成名的作家。其實不然，梁斌的創(chuàng)作始于1930年中期。1932年7月，梁斌積極參加就讀的保定第二師范學校的學潮運動，學潮失敗后，保二師被解散。因為上了“共產(chǎn)主義思想犯”的嫌疑犯名單，梁斌離開家鄉(xiāng)，跑到北平，加入“左聯(lián)”，以筆為武器，繼續(xù)戰(zhàn)斗。當時他與失學的保二師師友一起，白天到北平圖書館（現(xiàn)北京市西城區(qū)文津街，北京圖書館分館）自學，晚上寫作、投稿，在平津報刊上發(fā)表了許多作品。之后，梁斌參加抗日，南下湖北開辟新區(qū)。1950年代初期，梁斌開始撰寫《紅旗譜》，并因此轟動文壇。此時，早期作品對于梁斌來說，是價值不大的“練筆”，并沒有很關心?？梢哉f，梁斌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自從發(fā)表后，就隱沒在文學史深處，長時間內(nèi)默默無聞。
直到1980年代初，這批作品才得以走出故紙堆。當時，河北師范大學的青年教師唐文斌因為編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梁斌專集》，發(fā)現(xiàn)了10多篇梁斌青年時代的作品。梁斌寫了《關于早期的幾篇作品》（《蓮池》1981年），詳細記錄了這批作品寫作、發(fā)表情況，并表示作品寫于“初學練筆時期”，是“微不足道”的。此后，梁斌發(fā)表于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受到關注。201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梁斌全集》，將當時已發(fā)現(xiàn)的梁斌早期作品悉數(shù)收入。近年，數(shù)據(jù)庫提供了便利的檢索條件，又有多篇梁斌佚作被發(fā)現(xiàn)。筆者統(tǒng)計，1931年到1933年，不到20歲的梁斌發(fā)表了詩歌、小說、散文等共30多篇作品。單是1933年，就發(fā)表了18篇。這些作品支撐起了一個以往文學史不太熟悉的梁斌，為表述方便，本文稱之為“青年梁斌”。
“青年梁斌”關心政治局勢，憂國憂民，在很多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農(nóng)村問題?！蹲x了〈如此農(nóng)村〉之后》（《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3月18日）是一篇佚作，梁斌借題發(fā)揮，談到農(nóng)村的“破產(chǎn)”，“封建勢力，和新官僚的殘酷，已到極點”，而農(nóng)民“不會奢華，只知道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勞動。然而所得物，經(jīng)過捐稅、地丁、高利貸等等的剝削后，到年終結(jié)賬的時候，還得個債臺高筑，連過年的餃子都吃不到——甚至于破產(chǎn)流亡”。從中可以看出，當時19歲的“青年梁斌”通過觀察和體驗，對農(nóng)民水深火熱、農(nóng)村危機四伏的情況非常了解。二、軍事問題。東三省淪陷，華北危如累卵，然而城市青年麻木不仁，仍舊沉浸在個人生活情趣之中。佚作《春》（《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4月21日）中，“他們”泛舟湖上，依偎親吻，情話綿綿，沉迷于醉人的春色，根本沒有意識到“冀東撤防，冷口失陷”、危機四伏的戰(zhàn)況。三、女性問題。此前梁斌的作品中，較少有直接論述女性問題的，新發(fā)現(xiàn)的《時代中的犧牲者——鄉(xiāng)村少女》（《世界日報》1933年5月22日、23日）、《從中國農(nóng)村婦女生活論到“健美的女性”》（《世界日報》1934年3月26日）兩篇佚作，填補了這一空白。在文中，梁斌充滿對女性的同情，提醒“研究婦女問題者，應該注意到這些農(nóng)村婦女所受的痛苦”，“中國的勞動婦女，努力的掙扎在饑餓的線上，再沒有時間去注意其他”。
“青年梁斌”關注的問題很廣泛，但并非夸夸其談，而是有自己的“心結(jié)”，即保定“二師學潮”和高蠡暴動。親身經(jīng)歷“二師學潮”，耳聞目睹高蠡暴動，這兩件事對梁斌產(chǎn)生了很大震動。梁斌青年時期就不斷書寫，繼而逐步積累，終于在《紅旗譜》三部曲中得以完整呈現(xiàn)。佚作《“十節(jié)一”的話——獻給被忘卻的朋友》（《京報》1935年10月5日）中，梁斌隱晦地提到了“二師學潮”中的戰(zhàn)斗?！耙咽侨齻€年頭不曾聽人提得這件事：那是一個六月的拂曉，敵人拿著刺刀和槍炮攻破圍墻，來對付這赤手空拳的青年學生”，“我的朋友——那斗爭的一群，被嚴密的軍警圍在學校里，吃盡了所有的食糧，吃盡了河里的藕，吃盡了看門的狗，把狗皮懸在城門上，向同情者求援。他們未曾有絲毫的‘個人’與‘自私’，是要負起他們的使命?！标P于高蠡暴動，文中也提到，“后來敵人要鎮(zhèn)壓某地的農(nóng)民暴動起義又給槍斃了四人”。當時，“青年梁斌”就立志用筆寫下這一幕作為紀念：“有時幾個朋友坐在一起，也想過要紀念朋友們：把它用文學的筆寫出來，并且希望，使它永久的存在世界上”。
在“青年梁斌”的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了一個反抗者的形象，帶有很強的左翼特征?！舵㈡ⅰ肥且黄≌f佚作，發(fā)表于《北調(diào)》1936年第3期。《姊姊》寫的是姊姊，用的是弟弟若霖的視角。家庭中父親缺失，母親又沒有收入，姊姊萍倩擔起了養(yǎng)活一家三口的責任。姊姊無奈，與男人周旋，“賣相不賣身”，以此獲得利益，引起若霖不滿，也被周圍同學嘲笑。這是一個典型的現(xiàn)代文學“家”的故事，若霖就是那個“叛逆者”，沖出家庭，向黑暗、荒誕的現(xiàn)實發(fā)出怒吼：
他狂了：咬著牙，瞪著紅的眼睛，立著頭發(fā)。一個骷髏，在他前頭耍鬼臉。他撒開腿就追，窮追。
他要找王新玉，要找張先生，他要拼命！他想喝他們的血，吃他們的肉。他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找不到要找的門，憤怒了，挺起腰來，伸出拳頭，向著黑暗的天空狂擊。
“誰怕死，誰是懦種！”他喊。
讀“青年梁斌”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強烈的、超過同齡人的使命感。佚作《誓》（《大公報》天津版1934年5月14日）是一首詩，首先寫道：“何必悲憤怒號，/只求血在狂濤。/若忘不了，九一八的奇恥，/終有一天我們恢復失地的歌聲也會響徹了三島”，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口號，而是將其視為奮斗目標，“奪回了我們失掉的國土，/救出了我們被蹂躪的同胞，/這偌大的使命呵！/就在你我立志的今朝”。從詩歌中可以看出，“青年梁斌”并非利祿之輩，而是將奪回國土作為“使命”，有宏大的抱負。
整體來看，“青年梁斌”的作品中，可以明顯體會到其中強烈的“啟蒙＋救亡”意識。原因有如下方面。其一，1930年代的冀中蠡縣，革命基礎深厚，黨組織活動頻繁，保定“二師學潮”和高蠡暴動，都發(fā)生在梁斌青年時代。梁斌13歲就在縣高小參加了共青團，在黨員教師的指導下讀書、思考。其二，1933年，梁斌到了北平，參加了“左聯(lián)”，自覺接受和傳播進步思想，還因此被捕，經(jīng)黨組織營救出獄。其三，“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平津與其鄰近，抗日救亡思想和活動非?；钴S。
此前，梁斌1930年代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得到研究者的關注，出現(xiàn)了多種研究成果。更多時候，研究者受到梁斌自我界定的影響，將其看成不成熟的“習作”，而把更多目光投向“紅色經(jīng)典”的代表作《紅旗譜》。不可否認，“青年梁斌”正在尋找革命道路，與《紅旗譜》時期相比，選題和寫作技巧上都有青澀之處。但是，置于五四運動后流亡北平的左翼青年創(chuàng)作的語境，“青年梁斌”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青年梁斌”的文學活動，與當時北平左聯(lián)的指導有很大關系。梁斌在《我的第一篇小說》中回憶說，他的《夜之交流》（《令丁》1936年第2期）曾通過組織關系，給當時中國大學的進步教授吳承仕看過，吳承仕還提出了閱讀意見。另外，與“青年梁斌”的創(chuàng)作相比，梁斌《紅旗譜》的語言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梢哉f，經(jīng)過抗戰(zhàn)期間“新世紀劇社”的戰(zhàn)斗生涯和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理解，梁斌的語言發(fā)生了巨變。類似的變化也體現(xiàn)在丁玲、何其芳等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的寫作中，不過，因為“青年梁斌”長期被忽視，更為典型的梁斌的語言“轉(zhuǎn)變”，還較少有學者關注。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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