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長書 | 《猛虎下山》：改革“詩史”與人的“傳奇”
2024年，中國作家網特別開設“短長書”專欄，邀請讀者以書信體的方式對話文學新作?！岸涕L書”愿從作品本身出發(fā)，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也愿從對話中觸及當下的文學癥候，既可尋美、也可求疵。紙短情長，我們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學現場做出細讀，以具體可感的真誠探討文學的真問題。
先鋒精神與人學命題在一頭老虎身上相遇，雖然有著特定的歷史動因，但又超越了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有名有姓之人走向了萬千的無名無姓之人。今年長篇小說中，李修文《猛虎下山》可謂一頭“猛虎”。他說，他寫下一種命運的重復，“一代一代的人在這種命運的重復之中欲罷不能”?！岸涕L書”第12期，批評家劉芳坤和青年作家舒吾對小說創(chuàng)作中“人”與“史”展開討論，看這個永恒的文學話題如何落到《猛虎下山》的字里行間。
——欄目主持人：陳澤宇
本期討論
《猛虎下山》，李修文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中國作協(xié)“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入選作品。
鎮(zhèn)虎山下的煉鋼廠正在改制轉軌，末位淘汰制像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大廠的光環(huán)黯然逝去，作為爐前工的劉豐收，從前的驕傲與尊嚴碎了一地。
時代的大變局下，生存成為前所未有的危機。一聲虎嘯，穿透千禧年到來的喧嘩，定格在每個人耳中，故事在這一刻走向不可把握的未知。
李修文回到歷史和記憶的深處，打撈那些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精細的田野調查通過象征、變形的藝術手法轉化成一部濃縮時代精神與顯影人性幽微的人間戲劇。真真假假、現實與虛幻的錯雜形成了一個關于我們存在于世的哲學性隱喻。
作者簡介
李修文，作家，編劇。1975年出生，湖北荊門人。著有長篇小說《滴淚痣》《捆綁上天堂》，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東父老》《詩來見我》《在人間趕路》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新人獎、南方文學盛典“年度散文家”獎等多種文學獎項?，F任湖北省作協(xié)主席。
短長書
劉芳坤，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新文學學會理事，山西省女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小說、山西現當代文學史料。在各類報刊發(fā)表文學評論近百篇，出版有《代際風景》《人間四記》。
舒吾同學：
你好！首先祝賀你升學香港浸會大學，繼續(xù)從事自己喜歡的專業(yè)。你時常提及自己的創(chuàng)作瓶頸和困惑，近來我讀了李修文的長篇新作《猛虎下山》，對于創(chuàng)作的資源和異質性，特別是“我”在小說中的安放，這些我們時常討論的問題有一些感想，故寫這封長信，希望與你進一步交流。
上一次被李修文的文字驚艷還是《山河袈裟》，因此當翻閱小說開篇一段時，我以為這是另外一部抒情風格的代表作。小說的開頭抒情主人公“我”——一位老者，緩緩拉開了回憶的幕布，在荒無人跡、茂林叢生的山野望向山下的工業(yè)廢園，同時歷史之幕也緩緩拉開：1999年，工廠改制下崗分流即將開始。結合小說的題目，我馬上意識到所謂“猛虎”背后的隱喻即歷史之“虎”。小說到此為止，可能會啟動的創(chuàng)作資源有兩種，第一種資源可能來源于史詩，為工廠改革史存照，按照李修文創(chuàng)作的舒適區(qū)，又可能是“一個人的史詩”。接下來，小說繼續(xù)用第一人稱“我”敘述下去，但敘述的語調卻沒有在“詩”的方向發(fā)展太久，主人公劉豐收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窩囊廢”，因廠區(qū)后山出現了老虎，他糊里糊涂成了打虎隊長，他的語調是如下風格：“滿山的松樹櫸樹苦楝樹啊，你們都是我的爹，我是你們的兒子，不，孫子，我叫劉豐收，我錯了，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上山來冒犯諸位。”他甚至與老虎稱兄道弟，祈求他的“老虎哥”滿足他的要求，開始是對老虎的恐懼，后面則是因為打老虎不得的恐懼（無虎可打即意味下崗）。其間，小說插敘了打虎隊諸位隊員的叢林生活法則，有對權力的畸形崇拜，有在“末位淘汰制”下人的異化，更有厚黑學的人性拷問。一部改革世相大幕卻在叢林中展開，以隱喻言其個人的情志，不可謂不精彩。然而正當“我”準備以個人抒情與世相書的視野繼續(xù)追逐小說的敘事進程的時候，第十四章風云迭變，“我”竟然變成了一只老虎。
人與虎的幻化，如果以先鋒文學的譜系考察李修文，也許更多人會溯源到《變形記》。但我認為，除了“史”與“詩”之外，作者更傾向于另外一種創(chuàng)作資源——傳奇。傳奇是托生于中國古典的重要體裁，唐代傳奇往往以幻化表心跡，正所謂“糅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于賞玩風態(tài)而已?！弊x罷小說我找到一篇李修文的夫子自道，果不其然談到了“傳奇”。他談到，開始有感于工廠廢墟中“每個人身上攜帶的史詩”，但后來他放棄了寫一個有名有姓的人，轉而相信“無論多么龐大的話題，在中國的傳奇里，總有一個野史的視角來消解、對抗那種龐大的東西”。繼承唐宋傳奇以及蒲松齡傳統(tǒng)，寫一個現代人的故事，這樣的思考在當下小說中并不多見。據我看來，當下的作家更加容易去思考如何呈現“真實”，卻很少思考如何解構“真實”以抵達傳奇。人變成虎，或者說以虎的視角建構故事，這無疑是這篇小說最大的機關，不知道你對這個問題是如何理解的？這種古典資源的借用和轉化是否能給你的創(chuàng)作一些啟發(fā)呢？
最引人入勝，或者說我最想談的還是“虎”本身。在小說的前半段，虎是“我”的對象，既是捕獵的對象，更是談心的對象，小說有多處“我”與虎的月下對談。當然更多時刻，“我”面對虎陷入“犬儒”境地，在變虎之前，“我”仍然在祈求禱告：“我的老虎哥，我的老虎爹，我的老虎祖宗，你我兄弟一場，不不不，兒孫一場，我想問問你，我落到這個地步，人不人，鬼不鬼，你要是看到了，忍心嗎？”面對虎患，發(fā)瘋的不止“我”一人，小說過半打虎隊死傷癲狂殆盡，隊伍解散了，人員下崗了。“虎”把人變成鬼，按照一般邏輯，要么是鬼的魂滅，要不是鬼的糾纏，然而在一個有關1969年的夢之后，半人半鬼的“我”變成了“虎”。也就是說對象即主體，作家的沖動甚至超出了自我的對象化，接下來，我們不再是通過與虎對話透視自我，而是虎眼看世界了。對小說前后半段的轉折，我還是有些疑惑的，希望你在閱讀之后聊聊如何看待這個轉折。
你寄來的《微風吹起黑色帷幕》我也閱讀大半，借著《猛虎下山》，我想你是否可以去思考小說“自我”的問題。我曾在評論“80后”小說時，談到我們這代人的小說很難將自我對象化，成長仿佛一個泥潭，很多作家深陷其中，在追憶中失去駕馭歷史的動能。其實，我發(fā)現你也已經開始思考如何通過代際經驗去傳達社會之變，進而對歷史有所表述。我發(fā)現你最近的小說集和之前的作品相比，已經“藏”了一些。作為“90后”作家，“70后”的經驗是否也能給你更多的參照？通過《猛虎下山》我的確看到“70后”作家在題材駕馭上的更進一步，因為近年來“80后”小說選擇“工業(yè)挽歌”為題的也已不少，但這些作品一般選擇抒情風景挽歌或反諷諧謔細描，深入來看“我”還在成長期，要實現自我對象化與運筆的自由實屬不易。而李修文的小說，在以往“70后”作家的現實主義攻堅后，又另辟蹊徑開創(chuàng)新的此類社會變革書寫的新視角。
最后我想說的是，“史詩”的核心詞還是“史”，小說中的“我”曾經也是一位基層的詩人，卻最終幻化為歷史之“虎”。細究幻化的傳奇，無論在古典文學，還是在當下，傳奇的主角其實是人，而非“史”。人與史，本來就是圍繞小說創(chuàng)作永恒的話題吧。
夏安
盼復
芳坤老師
2024年7月17日
舒吾，香港浸會大學在讀博士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主要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及當代中外小說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小說集《微風吹起黑色帷幕》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
芳坤老師：
您好！感謝老師的祝賀及一直以來的關心。談及創(chuàng)作的豐富性與異質性，作家李修文是我非常欽佩的前輩之一。不同于李修文早年《滴淚痣》《捆綁上天堂》的細膩，《猛虎下山》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氣質與樣態(tài)。雖與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同樣關注底層個體的生存與命運，但二者的著眼點與敘述方式不盡相同，希望在這封長信之中可以回應您的思考和進一步探討。
《猛虎下山》首尾咬合，形成一個敘事閉環(huán)。開篇已極具壓迫性之勢。在自稱老者“我”頹喪、衰敗但亦兇狠的敘述之中，使讀者產生迷惑之感，直至文末才醒悟，那是已然變成老虎、暗伏在山林多年，垂垂老矣的主人公“劉豐收”對往昔二十年巨變的追憶。我非常贊同您的觀點，《猛虎下山》沿襲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傳奇”傳統(tǒng)，與《聊齋志異》中《促織》一篇一脈相承。然而與《促織》中不同的是，前者獻祭兒子，變?yōu)榇倏椃钣诠俑?，換得了一家的富足安樂。而《猛虎下山》之中，作為父親的劉豐收變作老虎，當妻兒受困之時，他從暗處現身，殺退了“山中無虎”的謠言，為兒子贏取了“打虎隊隊長”的第二次新生。正如芳坤老師在信中提到的“史詩”，在改革之中，同樣悲慘的宿命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重演，直至末尾，華燈再啟，在新的霓虹燈映照之下，記憶之中為了留住一方職位、一柄微小的權力，都成了蒼?；薨瞪搅种械囊坏窝獪I，縱使蟄伏其中的猛虎，也再無發(fā)出嘶吼的能力了。
李修文在訪談中提到：“我其實并不想講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現實故事，我們中國人在那些災難、傷痕到來的時刻，實際上是有他自己的能力和角度給自己找到一個容身之處的?！钡睹突⑾律健废蜃x者呈現的是一個絕對現實的故事，盡管主人公劉豐收的敘述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靠敘事”，且在故事中出現的每個人物都是符號化的，但是在改革時代，最“符號化”的即是最現實、最個人的。劉豐收所面對的是改革時代每一個個體都必須直面的現實，在現實的逼迫之下，不論個人的選擇如何，最終與劉豐收相差無二。而無論是劉豐收、張紅旗還是席卷在浪潮之中的其他人，都面臨著打虎和變虎兩難的命運。值得玩味的是，作者亦給出了殺伐果決之外的另一重命運走向——即像馬忠那樣，變作狡詐但又弱小的兔子，最終喪生于猛虎的利爪之下。此外，小說之中最具典型的符號“紅色安全帽”，即最高權力的象征，如那張假老虎皮一般，成了眾人爭相追逐之物，最終卻在二十年之后，戴在了每個人的頭上，“或奔或撲，如顛似狂，組成了一片紅色的波浪”。這恐怖的、極具戲劇性的一幕涌出無限深刻的意味，當“紅色安全帽”變成一片紅海之時，它不再是過去的“萬綠叢中一點紅”，而它的效力已改換了另一重意味。
至此，小說已超出意義噴薄而出的現實，其中無論是改革、情感還是權力，其意義都剝脫出來變得懸而未決。您談到的“人幻化為虎”的確是小說之中最重要，也是最獨特的部分。當讀者讀完整本書，再回望時才恍然大悟，開篇的老者即已經變成虎的“我”。在小說之中，人可以有三重變化樣態(tài)：人、披著虎皮的人，虎。在劉豐收為“人”之時，虎真正的存在與否對于他來說并不重要，只需有“虎”之形的存在，讓打虎隊可以留在山上打虎，免除下崗的厄運即可。然而，當山中無虎的事實被扯下幕布之后，虎的存在與否和他的存在化為一體，于是，他披上假虎皮，試圖引出老虎來改變自己及家人可怕的處境。在這個過程之中，他的身體自發(fā)決定，變成了老虎。因此，老虎真的存在了，打虎隊的存在亦有了新的必要，他挽救了絕望的妻子和兒子，拯救了面臨無望的兄弟們，劉豐收也再次變回了“人”。但當不需要打虎的時代到來時，猛虎的存在也變成了一種尷尬。當猛虎下山之時，再也沒有了當時的勢頭，只好在驚慌奔逃之中，再度回歸九十年代的鎮(zhèn)虎山。
感謝芳坤老師對拙作的關注，談及于此實在羞愧萬分。您提到，借助《猛虎下山》可以思考小說“自我”的問題。在這方面，李修文的確是許多寫作者的榜樣。我覺得李修文小說和散文之中最動人、亦是最值得學習的部分，就是他的人文關懷和他對他者的關注，他的“自我”恰恰是建立在對他者的關懷上，這是像我這樣的、一直在書寫自我的人非常慚愧、也非常欽佩和感動的。另一方面，李修文在寫作題材和主題上也非常豐富，從愛情跨越到改革，并且《猛虎下山》不同于其它改革小說，它讓讀者感受到書中發(fā)生的一切并非與己無關，那只猛虎也在虎視眈眈地直視著進入文字的每一個人，去審視、去洗滌自己的人性。
此外，《猛虎下山》的語言風格也與此前的作品風格迥然不同。運用直白的詞語和短小精悍的句子，如同小說之中上演的《武松打虎》不斷敲擊的鼓點一般，人物在其中急速地奔逃游走，在夢境與現實之中來回穿梭。您在最后提到，人與史，本來就是圍繞小說創(chuàng)作永恒的話題，我很贊同這一點，個人的記憶匯成了“史”，而“史”最終亦要落在個人的身上。在這一點上，《猛虎下山》做出了一個很好的范本。
很開心能與您對話，希望以后能夠圍繞小說創(chuàng)作有更多交流和探討。
遙祝
夏安
舒吾 2024.7.19 于貴陽
“短長書”專欄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舊交替中踏浪而行，與時代交匯的心靈景觀
第6期 | 《花燈調》：讓鄉(xiāng)村巨變成為文學視野中的可見之物
